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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散曲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及其深度均略逊色一些。叹世和归隐成为散曲领域反复咏叹的主题。前者多在慨叹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莫辨。如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张鸣善〔水仙子〕《讥时》等；后者则更多表现的是作家不满现实，逃避现实，希望及时行乐的态度。如乔吉的〔南吕·玉交枝〕《恬退》、卢挚的〔沉醉东风〕《闲居》等。当然，散曲中为数众多的写景和咏史作品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典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更以其桀骜不驯的反传统精神和面向世俗大众的生活态度显示了元曲特有的郁勃和反抗精神。
由于元曲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为历代统治者及正统文人所不屑但却一直为某些有识之士所重视。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即明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最早将元曲与雅文学唐诗宋词并提。明以后不仅有胡应麟、陈眉公、茅一相、焦循等人继续发挥这种看法，更有韩邦奇为亡弟作传将关汉卿与正统史家司马迁并提“欲以作记”的感慨出现。至清末王国维则更以正统文人的身份作《宋元戏曲考》，系统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奠定了元曲特别是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明人臧晋叔编《元曲选》一样，成为元曲传播史上的里程碑。
正是在元明清曲家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本世纪人们对元曲的研究与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首先，元曲繁盛或衰微的原因成了研究的重点，传统认为元代“以曲取士”导致杂剧散曲繁盛的说法渐被否定。自老一辈学者邵曾祺、张寿林、周妙中、谭正璧、徐扶明等人开始即注意从元代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角度去探讨元曲盛衰的缘由，从而将元曲研究与历史文化考察紧密结合起来。
元曲的分期是历来元曲研究中又一个集中的论题。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区分三代元曲作家的惯例，将元杂剧分为“蒙古时期”、“一统时期”和“至正时期”三个发展时期，对后人影响很大。直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及游国恩等专家分别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问世，才又正式提出了以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世纪之交为标志将元杂剧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从此，“两分法”和“三分法”一道作为元杂剧分期的两种代表观点，由于都能从各自角度解决元杂剧发展的某些认识问题，因而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因此未能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关汉卿研究是元曲作家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历史上关被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人称“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本世纪初王国维更称其“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特别是在1958年，当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关汉卿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行列，受到了全世界进步文化界的纪念，国内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纪念关汉卿创作七百周年的学术活动，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关汉卿及其创作予以高度评价，这些皆为元曲传播和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参与研究的学者即近四百人，发表论文八百余篇。人们对关氏生平、创作总论、作品分析及辨伪等各方面问题均进行了认真而详尽的探讨，有关作家资料及作品整理、学术专著、论文集不断涌现。一门专门学科——关汉卿研究(关学)正在逐步形成。
在元曲代表作品研究中，《西厢记》是最为学术界关注的专题之一。历史上“《西厢记》，天下夺魁”，并被公认为与儒家经典《春秋》并列，称“崔氏春秋”，明代即有无名氏辑《西厢记考》面世，本世纪以来有关专著论文更是层出不穷。至今已有七百余篇论文，数十种专著问世，论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关于《西厢记》版本，自弘治岳刻本和凌濛初刻本先后面世以来，《西厢记》即存在其原貌是接近北杂剧正统体制还是接近南戏体制问题，由此更引起了人们对《西厢》各种版本的搜集考订；另一是关于《西厢记》作者，传统上倾向于归于王实甫名下，故论者对王实甫的生平创作亦下了不少功夫，但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修、王作关续四种说法，显示了关汉卿与《西厢记》杂剧创作之间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同样反映在有关学术界的争论中，至今尚难形成定论。三是关于《西厢记》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前者集中表现为剧本主人公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反封建主题，后者则涉及到作品性质(悲喜剧或喜剧)以及人物刻划、语言风格等等，一般认为《西厢记》为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总之，整体发展、作家个案、作品专题作为元曲研究的三部分内容，作为过去也是未来元曲研究者所集中全力解决的三大课题，必将继续为人们所关注。一些传统上较为薄弱的研究和认识环节，如元散曲的问题，二三流作家问题，元曲文化问题等等，必将成为新的研究和认识热点。一句话，对元曲的认识与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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