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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散文。
建国初期十七年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上，其一是五十年代前期(1949—1956)，其二是1960年前后(1959—1961)。
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动乱远去了，四分五裂的山河统一了；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开始了重建家园、奔向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置身于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作家们的创作也就必然洋溢着一种欢快的颂歌色彩。就五十年代前期的散文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从题材上看明显地呈现着这样几种显著特色：
从不同战线歌颂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热情欢呼年轻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是这类作品中成就较高的一篇。老舍一生挚爱、关注北京，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但在旧中国，历代统治者、反动政府给美丽的北京带来的却是种种战争、灾祸、萧条、肮脏和混乱，老舍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解决了老北京积压了多年的老问题，这怎能不使老舍激动?当他以舒缓、幽默而亲切的口吻，以“过来者”、“见证人”的身份叙述着这些可喜变化时，其艺术感染力是巨大的。
点染各种人物，为那些曾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过巨大作用的若干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物画像，摄下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瞬间特有的光彩与丰神。属于这一系列的作品又可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代表作有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逝世》，丁玲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光未然的《回忆冼星海同志》，胡洪霞的《吉鸿昌就义前后》，冰心的《小桔灯》等，主要刻划、描绘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种种伟大或普通的真实人物，讴歌他们献身革命、不畏强暴的精神，以及对未来、对光明的坚定信念。第二组代表作品有魏金枝的《任樟元和三个地主》，王玉胡的《哈萨克民间诗人司马古勒》，巴金的《廖静秋同志》，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秦兆阳的《王永淮》等，主要探索挖掘建国初期各种人物的心路历程，抒写他们在新旧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的精神面貌，并开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散文名副其实地充当了文学的“轻骑兵”，迅速及时地报道了中朝人民鱼水相依的友谊、人民志愿军感天动地的英勇事迹与英雄品格。代表作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
1960年前后，中国历史上刚刚爆发了两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作家们热情的头脑开始降温，作品基调上的浪漫因素开始减少，但总的思想精神并没有质的变化，形成了这一阶段散文特有的特点，如：1)，回忆新中国的创建历程，从革命传统中吸取力量的源泉，激励人们在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藐视困难，继续前进。代表作有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吴泳湘的《忆修水》，马识途的《老三姐》，方纪的《挥手之间》等。2)，与五十年代热情报道各条战线上的新人新事不同，这一时期的散文已不满足于泛泛介绍一般的积极分子、先进事迹，而是注重描写典范性的英雄人物、理想化的社会关系。代表作有郁茹的《向秀丽》，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3)，不少散文作者逐渐摆脱描写上的新闻性，开始转向艺术追求，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十七年时期著名的散文三大家秦牧、杨朔、刘白羽都脱颖于这一时期，其他如吴伯箫、曹靖华、袁鹰、碧野、方纪等人也开始注重自己的艺术个性。可惜其后不久的“文革”很快打断了这些作家的艺术进程，也使当代散文史留下了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
第二阶段(1976年10月至今)：20世纪末期的散文。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1976—1985)的散文创作的总体格局大致如下：
一批作家愤怒地控诉、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给中华民族从肉体到心灵带来的巨大伤痛，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的思潮。代表作有巴金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丁宁的《幽燕诗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丁玲的《牛棚小品》等，在这其中，巴金的五集《随想录》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瞩目，被评论界誉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一本“讲真话的大书”。
一批作家在与十七年时期陈旧散文观念的矛盾斗争中，显示了异常复杂的、多元的艺术探索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除了一部分作家努力将描写的中心集中在个人的人生旅程，出现过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孙犁的《青春馀梦》，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本褪色的相册》，冰心的《关于男人》等叙事散文外，曾经在中国散文史上各领风骚的种种美文传统也相继复活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有：传递心灵律动的抒情散文，如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唐敏的《怀念黄昏》等；游记散文，如贾平凹的《商州三录》，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等；以知识性、哲理性为主导特征的散文，如夏衍的《甲子谈鼠》，忆明珠的《鱼的闲话》等。
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成绩尤其突出，主要体现在：1)，老年体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在这一阶段各显身手，涌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作家如汪曾祺、张中行、苏叶、王英琦、斯妤、刘烨园、周佩红、叶梦、曹明华、刘西鸿等。2)，一大批诗人、小说家、学者如余秋雨、王蒙、陆文夫、史铁生、周涛等亦在这一阶段开始介入散文，从而掀起了“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的浪潮。其中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不仅在读者中激起广泛的反响，而且以其艺术上的重要突破给当代散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3)，针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浮出水面”的大众散文，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提出了“抵抗投降”即反对散文迎合低级庸俗的大众趣味的口号，创作了一批严肃的、以弘扬人文精神为主旨的作品，从而为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散文奠定了某种健康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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