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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是“新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一个领域，无论是在作家队伍的强大、题材领域的开拓还是在艺术表现方式的丰富性方面，都为前两个时期所不及，一个最为突出的表征便是“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的不断更迭与演进，这些小说潮流主要有：
(一)伤痕小说
这是“新时期”小说最早涌现的潮流。“伤痕小说”的特点主要是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表现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歌颂对“四人帮”的不屈斗争，及时地感应了时代脉搏，表现了时代主题，反映了人民心声，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伤痕小说”得名于此)、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王蒙的《最宝贵的》、宗璞的《弦上的梦》、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叶辛的《蹉跎岁月》和竹林的《生活的路》等。
(二)反思小说
略晚于“伤痕小说”之后出现的“反思小说”在历史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它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由“文革”向前推进至五十年代中期，对解放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作家的目光更为深邃，作品的主题也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和悲剧意味。其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谌容的《人到中年》、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张贤亮的《灵与肉》等。
(三)改革小说
反映我国各个领域改革进程及其引起的社会变革、价值冲突及心理震荡的“改革小说”的出现以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标志，随后出现了张锲的《改革者》、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和贾平凹的《浮躁》等。
(四)寻根小说
兴起于1985年前后的“寻根小说”注重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并对题材所蕴涵的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艺术传达，进而探寻民族文化和民族灵魂重建的可能，主要的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五)现代派小说
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在“新时期”之初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那里便有体现，但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精神意识的“现代派小说”却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红高粱》、《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和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
(六)实验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在文化内涵、文学观念和文本特征方面均有激进的反叛色彩和实验品格的“实验小说”主要有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平静如水》，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
(七)新写实小说
在“实验小说”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大多以客观化的“冷漠叙述”来表现叙述者对于现实的无奈与认同，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与理性精神，以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随意表白》等为代表。
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仍在涌现新的潮流，经过作家们的奋力开拓、多向探索，“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必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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