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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黍离麦秀型。这是吊古伤今题材之一种，始于《诗经·王风·黍离》。《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种宫室倾圮，繁华消歇的兴衰之感，而为后世历经沧桑巨变的诗人词客所共有的，它表现的是诗人的一种怀旧心态，因为战乱，昔日繁华盛况已一去不复返，眼前则是一片萧条颓败的景象。这种怀旧，可以是对昔日和平安定生活的怀恋，对目下战乱生活的厌恶。这是忧国忧民感情的表现。如曹植《送应氏》、李清照《永遇乐》、姜夔《扬州慢》均属此类。这类作品中对比强烈，感慨深沉，兴亡之感也较强烈。另一些是痛定思痛之作，时间的间隔较大，易于被人视为纯粹的吊古词。其实，吊古与伤今常常是不可分的，特别是国家已蕴含着种种危机时尤其如此，例如中晚唐时期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写的许多怀古之作，横亘于诗人心中的是家国兴亡之感，其主旨是希望统治者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蹈前朝亡国的覆辙。如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处大声疾呼，而在其《泊秦淮》诗中则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尽管含蓄深沉得多，而立意却是一样的。 其二是亡国血泪型。这主要是指一些坚持民族气节，不愿臣服于外族政权的遗民诗人。何谓遗民?钱基博先生为《明遗民录》作序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二三冠带之伦，睹邦国之殄瘁，或乘桴浮海，存弓箭于扶桑，或伏匿老死山林间，阅世久远，往往湮没勿彰者。”这段文字道出了遗民的主要特点。钱先生又云：“以夷狄入主中夏，亡国之感，人心逾久不衰，故不随世运为转移也哉!”遗民爱国诗词抒发的便是这种亡国之感，反映在这类作品中的诗人情感心态是怀旧和失落之感，对故国的怀念。王粲《登楼赋》中“江山信美非吾土”一语，颇能道出其心理状态，也为遗民诗词所习用。遗民作家的失落感，实际是一种民族责任感，其出发点是把入主中华的少数民族看成是异族和外邦，而不是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局限所致。在他们看来，国亡于外族，当然比华夏民族内部的政权更迭严重得多，因而遗民问题在宋、明两代覆亡后特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是忧心如酲型。此语出于《诗经·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谁秉国成。”酲，病酒。忧患意识是爱国诗人共有的，明人顾宪成题东林书院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联形象生动地写出我国历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这便是自风骚而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百炼镜》)这两句高度凝炼地概括了爱国诗词中忧患意识的内容。诗人虽不居高位，但“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为国家隐含着的各种危机而忧心忡忡，以至寝食不安。明代顾炎武云：“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后世人即将其简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吴研人《痛史》十回)“忧患”语出《易·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故林则徐《次韵答姚春木》云：“感君教学《易》，忧患固其常。”孟子则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占我国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儒家观点来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故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成了爱国诗词的主要文人情感心态之一。 其四，报国无门型。“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诗人的忧患意识表露最为激烈，诗词中爱国呼声最高的时候，往往正是“时危”、“世乱”之际。这时最见“臣节”，最需“忠良”，但每当此时，往往是奸佞当道、政治黑暗的时期。国势艰危，救亡图存，是每一个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儒家传统的思想，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传统都使众多的爱国志士不计个人安危，或投笔从戎，效命疆场，或运筹于帷幄，求决胜于千里之外，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志，往往因统治者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杨炎正《水调歌头·登多景楼》)“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在这类诗词中表现的诗人情感心态，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因而苦闷、牢骚、郁闷充斥作品之中。这躁动着的爱国激情，令千载以后的读者也感愤不已。“报国欲死无战场”一语尤为沉痛，也最集中地表现了报国无门的诗人的共同心态。这类诗词作品在南宋及鸦片战争后的近代诗坛上尤多。国势的危殆及朝政的腐败是这类诗词产生的社会原因，而热爱祖国，决心以死报国是诗人创作的主观原因，这二者的胶着而成的情结便成为这类报国无门的爱国诗词。 其五，击楫中流型。这是指报国有门的文臣武将一类。语出《晋书·祖逖传》：“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仍将本流徙部由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在诗词中，这一典故常用在爱国之作中。国势倾危之时，一二贤臣名将欲扶危济困，也有成功者，如安史乱中之郭子仪、李光弼，明代土木之变中之于谦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或由于昏君奸臣牵制，泣血效死者居多。如安史乱中之颜真卿、张巡、许远，南宋之岳飞、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郑成功、孙承宗，鸦片战争时之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他们或位居方面，为一方统帅，或是受皇帝信赖的朝臣，较之身居草野或投闲置散者，似乎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但他们的结局也大多是悲剧性的。这类诗词是爱国诗词中最受后人重视的部分，它较少牢骚，没有愤懑，而忠勇可嘉，故争议较少。其实，这些诗人身上流的是与报国无门志士同样的血，其心灵的创伤也与其他爱国者同样深重。屈死风波亭上的岳飞、埋葬梅花岭下的史可法、死于政变者之手的于谦……与死于敌国或叛军之手者同样可歌可泣。 其六，变法维新型。这是一种忠君与爱国统一的类型。这类人物都是统治集团的成员，是这个集团中政治头脑特别清醒者。他们在忠君的前提下，为维护皇权、巩固封建统治而力图改革弊政，实行新法。关于这些改革的内容及其功过是非，是历史学讨论的内容，仅就反映这些改革的诗歌而言，其中有一些是应属于爱国诗歌范畴的。特别是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它具有反帝的性质。其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刘光第以及黄遵宪、陈三立等等，都留下许多爱国诗词作品，他们反帝的倾向是明显的，对“生民坐涂炭，国势日凌夷”(康有为《生民二章》)有着深深的担忧。戊戌变法虽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但其中的激进派，已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在忠君与爱国发生矛盾的时候，其心理的天平是倾向于国家和人民一边的。 其七，反帝御侮型。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并进而企图瓜分我国时出现的。这场战争是我国历史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以及汉民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所取代。反帝成了爱国诗词的第一位主题。无论是忠于满清王室但不甘亡国的达官贵人，主张改革的激进派，还是反清的革命党人，在反帝这一点上都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只是这里的“胡尘”，已不是放翁诗中的北方女真贵族，而是妄想豆剖瓜分中国的列强。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起来，更明确打出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把反帝斗争推向新阶段。 其八，民主革命型。戊戌变法者一方面欲拯救国家的危亡，另一方面又欲维持封建皇位，因而，他们的爱国是有严重的局限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的傀儡，亡国的惨祸已迫在眉睫，革命的高潮到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等民主革命家以及南社诗人也把爱国诗词的创作推向了高潮。他们既反帝反封建，也反对改良派。他们是革命的鼓吹者，更是革命的身体力行者，有的甚至为革命英勇献身。如女革命家秋瑾的一些诗作：“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可怜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别人!”(《赠蒋鹿珊先生言志》)“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鹧鸪天》)烈士徐锡麟《出塞》也曰：“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较之历代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不是对摇摇欲坠王朝的扶持，也非对已颓圮的旧王朝的怀念，他们不是回头看，而是向前看。他们的理想是靠打碎旧制度来实现的。与旧时爱国诗词不同，它不是诗人一时感情的发泄，也不止是家国之恨的抒发，而是战斗的鼓点，革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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