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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天地而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2、发挥以文为诗的特点，爱国诗词多说理议论。 我国的爱国诗词虽源远流长，就时间的跨度而言，宋以前要比宋以后的时间还长得多，但就爱国诗词作品的数量而言，则宋以前远不及宋以后的数量多。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论者均谓始于杜甫，其实在杜诗中又集中于其爱国之作。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新安吏》、《诸将五首》等均是如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记叙和描写只占一百多字，而抒情和议论倒有三百多字。正因为如此，诗中才能穷极酣畅，尽情地抒发诗人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议论和抒情紧密结合，增强了抒情气氛，也使形象更加丰富厚重。《北征》一首，前人认为这是以诗写成的谏草，诗中的议论，明确表示了诗人的政治态度，既议论朝政，也议论军事，尤其对借兵回纥表明了鲜明的反对态度。在回忆马嵬事变时，又借用典发表议论，也说得很中肯。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水乳交融，既增强了诗的思想性，又不至变成纯理性的说教。 杜诗已开以文为诗之先河，入宋以后，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已蔚为风气，作为爱国诗词，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受其影响也最深。北宋前期，如王安石、苏轼的爱国诗作已有较多议论的成分。陆游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的爱国诗作，议论多，立论精辟，使其爱国思想的表述更畅达，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如《送范舍人还朝》：“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这就不仅是抒发报国之情，而是上朝廷的策论了。“先取关中”是陆游的一贯主张。这种议论，加强了爱国思想的份量，它已不只是一般地抒发忧国之心与报国之志，而是呕心沥血，把报国之意付诸实践了。他在一些抒发爱国之情的诗作中，也穿插零星的议论。如《金错刀行》结句：“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又如他《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云：“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无论是自己的慨叹，还是对朋友的规劝，都把对祖国的深层热爱寄予议论之中。南宋某些爱国短诗，甚至通篇议论。如无名氏《感开禧事》等，不啻是声讨投降派的檄文。 辛弃疾多以议论入词，这是人所共知的，南宋爱国词人中以议论入词者，实非稼轩一人。夏承焘先生便指出过：“把政治议论写进词里去……在宋代词家里，能够自觉地这样做，而且做得这样出色——内容是政治，写出的却不是政治语汇的堆砌，这就只有陈亮一人，只有他的《龙川词》里有这一部分作品。”这种以议论语抒发爱国的热忱，较之一般抒情之作显得更高亢激昂，激动人心。 明代文征明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之《满江红》则是以议论入词之极致，一反传统的观念，把岳飞遭害的责任主要归之宋高宗，不仅见解独到，而且十分精辟深刻。近代爱国诗词更以长于议论为其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入侵，朝政腐败，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故议论也更沉痛、悲凉、激愤。 如果说，宋诗的议论化在后世还颇遭非议，而在爱国诗词里却是较成功的，磅礴的爱国热情，对卖国者的强烈愤慨，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出之，自有其扣人心弦的力量。作为爱国诗词的艺术特点之一，直至今天的爱国诗词创作，亦是可资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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