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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盛唐山水诗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的还有张说和张九龄。张说在被贬谪岳州(今湖南岳阳)时写作了大量山水诗，《新唐书》本传就称其在岳州时作品“得江山之助”。同时在他周围还聚集了一批同时迁谪的文人，形成一个文人群体，在湖湘一带兴起吟咏山水之风气。张九龄的山水诗则善于以宏大的气魄描绘山川形胜，同时寓含深沉的历史思索，被称为“寓神俊于庄严之内”。由于二张先后在开元年间拜相，是公认的一代时哲文宗，他们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优秀篇章，而且以“天然壮丽”的审美理想引导文风，实际上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是经他们提拔而走上文坛的，因此，二张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为直接。明代人胡应麟《诗薮》说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正描画出唐代山水诗派发展的大体脉络。 在盛唐时期，山水诗实际上是一极普遍的题材，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李颀等无不大量涉足山水诗的创作。但是，文学史上习惯地把所谓的“王孟诗派”视作山水诗派，而通常只将储光羲、祖咏、卢象、常建等几个诗人划归入这一诗派。山水诗在盛唐时期达到文学史上的极盛，自有其内在的原因。第一，唐代富庶的社会经济为士人提供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形成山庄别业化的生活环境，到盛唐时，别业进而普及到下层士人，其构筑多依山傍水，使得山水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背景因素；第二，为了适应太平盛世的氛围，玄宗热衷于招纳隐士高人，造成一种普遍的隐居风尚，积极仕进的文人往往通过“终南捷径”博取功名，已登仕途者则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罢官或致仕后更是“归山买薄田”，由此促使广大文人始终保持着从容幽雅心境以欣赏山水自然之趣，形成无论仕隐都加入山水诗创作行列的繁盛景观；第三，在盛唐时期强盛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广大士人既充满建功立业的热情与理想，又努力保持高尚超俗的道德人格建构，形成一种通达的处世原则与人生观念，因此，尽管遭遇挫折，亦绝无幽愤郁结，而是恰恰诱发出对山水自然之美的发现与追求。可见，在山水题材创作的兴盛中，有着多重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因此造成山水创作环境的广袤性及其内质的多重性。从创作环境看，大多写于著名的风光优美之地，如终南山、嵩山、庐山以及吴越、齐鲁、巴蜀等，几乎遍及当时除边疆塞外及蛮荒之域的所有地区。从内质构成看，文人形成宽阔化与通达化的心理涵量与特征，不仅促使诗人摆脱俗套与功利的束缚，得以真正进入自然之美的境界，而且以旷放的精神与行止突破具体别业范围，将山水诗的自然与社会背景推向无限广阔，成为追求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的重要象征。 在盛唐时期山水诗的极为广泛的创作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孟浩然与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生活情调，其代表作如《夜归鹿门山歌》、《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秋登兰山寄张五》、《山中逢道士云公》等，无论是高士形象的塑造、山中登览的意趣，还是乡村风光的勾勒、偕隐过从的情谊，都既见淡远清旷、超然脱俗的诗境，又不失朴素真诚、生动活泼的生机。王维的山水诗则主要体现为画家的取景方式，并经艺术的提炼与纯化，构成一幅幅既清新明净又悠淡静谧的水墨画卷，其代表作如《终南山》、《山居即事》、《山居秋暝》、《山中》、《汉江临眺》等，皆在人与自然的依恋、沟通乃至溶合之中展现出气韵生动的绘画美与诗境美，将这一题材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继王维、孟浩然将山水诗艺术表现发展到极致之后，这一题材在中唐时期仍有较为广泛的创作。大历时期，以钱起为代表的“十才子”以及以刘长卿为代表的江南诗人群都以王、孟为楷范，大量写作山水诗，并形成清雅空灵的艺术风格。稍后，山水诗创作成就较著的是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山水诗大多写于游赏行旅场合，柳宗元的山水诗则大多写于长期贬放之地，由于时代氛围与主体心态的差异，王、孟诗中优美清淡的意境到韦、柳诗中已变成萧散孤寂，并且愈益与禅境结合起来，使山水诗愈趋空泠。前人评论唐代山水诗，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可以说，韦、柳诗既与王、孟诗一起构成山水题材创作的整体，同时也标志着整个唐代山水诗派的终结。 共2页，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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