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于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其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历经三十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7)，这一时期几千年来被奉为正统的旧秩序、旧观念、旧道德、旧传统被颠覆，新的秩序、观念和道德标准尚未建立，“五四”思想启蒙者大多数以西方文学作品及文艺学、哲学理论的译介作为批判现存社会、探寻社会出路的武器。大量外国小说及理论的输入也促进了中国新小说创作的发生、发展，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总体上来看以短篇为多。样式有日记体、自传体、抒情体等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存，小说的题材大致有：一，知识分子题材。这一题材的创作在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业绩最丰，郭沫若的《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超人》、《斯人独憔悴》，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王统照的《一叶》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作者对处于新旧矛盾斗争极其激烈的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性格、命运、前途等问题的思考。二，婚恋题材。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杨振声的《玉君》，许地山的小说集《缀网劳蛛》，许杰的《台下的喜剧》写的都是封建文化环境造成的婚姻悲剧。许钦文的《于卓的日记》、《理想的伴侣》，凌叔华的《再见》，庐隐的《时代的牺牲者》同是写婚姻的悲剧，却进一步地聚焦男性对个性解放理解的偏差给女性造成的伤害，这就将对婚姻问题的思考又推进了一步。三，妇女题材。在封建思想的笼罩下妇女的生存尤其艰难。柔石的《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阿凤》、许钦文的《疯妇》、俞平伯的《狗与褒章》、冯沅君的《贞妇》、台静农的《烛焰》、朱自清的《笑的历史》、郑振铎的《三年》等小说都浸满了封建压迫下妇女的斑斑血泪。四，下层劳动者题材。代表作有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汪敬熙的《雪夜》、《死与生》，王统照的《水夫阿生》、《沉船员》，黎锦明的《柿皮》，叶绍钧的《苦菜》，王思玷的《风雨之下》、《偏枯》，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小说侧重于抒发“自我”、反抗现实，作品弥漫着强烈的反抗情绪，而现实主义小说受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强烈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作家人道主义立场。
    第二个时期(1927—1937)的小说创作与前期相比，作品的内容更加广阔深刻，表现手法也日趋完善，这首先表现在农村、妇女题材方面的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前“十年”，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倪焕之》，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王统照的《山雨》，艾芜的《丰饶的原野》，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山洪》，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落花生的《春桃》，郁达夫的《迟桂花》，沙汀的《困兽记》都是这一类作品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它们不仅写出了农民们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而且描绘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农村汹涌而起的斗争；第二，这一时期出现了描写工人、工商界情况，暴露军阀、官僚、政客丑态的小说，代表作有巴金的《砂丁》，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沙汀的《代理县长》、《淘金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这一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描写恋爱、社会生活，揭露封建大家庭生活方面的小说，如巴金的《雾》、《雨》、《电》、《家》，老舍的《月牙儿》、《上任》，另外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九·一八”、“七·七”事变，反帝抗日情绪高涨，不少作家开始涉及表现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方面的题材，有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本时期有些作家还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创作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代表作有鲁迅的《非攻》、《理水》、《采薇》，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孟夫子出妻》，茅盾的《大泽乡》、《石碣》，郑振铎的《桂公塘》等。三十年代，以施蜇存为代表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新感觉主义小说，又称“现代派”小说，代表作品有施蜇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这些作品表现了病态的城市生活，作者吸取现代派的表现技巧，注意以人的视、听等感官去认识世界，较敏感地抓住人瞬间的感受，并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加以精细描写，丰富了第二个“十年”的创作手法。在体裁上这一时期的创作也由前一时期以短篇小说为主发展到短篇、中篇、长篇都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当然，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时期“革命浪漫主义”一度取代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导致这一时期许多作品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严重的倾向。时局的限制、文艺创作理论上的失误都导致第二个“十年”在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第三个时期(1938—1949)的小说创作，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而分成两种地区，一个是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两个地区的作家有较大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国统区的小说以揭露黑暗和讽刺为主要特色，而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则以歌颂赞扬为主，在国统区，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黄谷柳的《虾球传》都是揭露国民党丑恶嘴脸和反动行径的优秀之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则出现了一批描写农民的觉醒和成长、描写劳动中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崇高的道德和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的作品，丰富了“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主题，代表作品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第二，根据地、解放区的作品着力于小说创作的群众化、民族化，而国统区作家则在深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区的作家在为小说创作民族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因过于“迁就”工农群众的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强调小说的戏剧性、故事性、连贯性，这在吸引了大批工农读者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多少损害了文学的艺术性，而这却在国统区的创作中得到了弥补，无论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还是钱钟书的《围城》，巴金的《寒夜》，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都从作家自己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在批判的尖锐性、揭露的深刻性方面都超出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表现技巧也较为圆熟，丰富了第三个“十年”小说创作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