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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研究概述 《史记》面世不久，就引起人们对它的高度关注，刘向、扬雄都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褚少孙、冯商、班彪等人都为《史记》增补所缺，班固著《汉书》，也是受《史记》影响的结果。 魏晋至唐，《史记》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注释上。刘宋的裴，采九经诸史和徐广、臣瓒的《汉书音义》，为《史记》作注，成《史记集解》。在此基础上，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合称“三家注”，为研读《史记》提供了重要参考。魏时曹植的《史赞》，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诸篇，则对《史记》的文辞章法、创作经验有所阐发。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不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对《史记》叙事艺术与语言特点的研究很有见地，其“六家”、“二体”说，肯定了《史记》在史学与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以先秦两汉文风平实的文章为楷模。韩愈称司马迁为汉文巨擘，柳宗元以“洁”来概括《史记》的特色，从此，人们开始高度重视《史记》的文学价值。 到宋代，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已成风气，郑樵、罗大经、黄震、欧阳修、曾巩、刘辰翁等人都有精采论述，倪思的《班马异同》可算是最早最系统的比较文学研究。 元明对《史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评点上。明代各文学流派观点不一，但都推崇《史记》，并逐篇评点批注，如唐顺之的《荆州先生精选批点史记》、杨慎的《史记题评》、茅坤的《史记钞》、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等。凌稚隆汇辑的《史记评林》，更带有集评性质。 清人的评点已在明人对具体篇章题旨文眼、筋节气脉、起结转接的直感的基础上，逐渐向宏观研究转化，李晚芳、牛运震、邱逢年、吴见思等人，开始注意从文学演变的角度来阐释《史记》的意义。桐城派领袖方苞，继承了归有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以“义法”理论对《史记》进行系统研究。而章学诚则继续刘知几的治学方法，把文史结合起来，其《文史通义》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史德，对司马迁的人格与情感均有精炼的概括。 清代朴学发达，著述颇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竟花了十九年时间撰成，清代文字校勘、辞句训诂、史实考据的特点由此可见。王国维著《太史公行年考》，是对司马迁生平活动的总结，也是对清代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用科学、系统的观点研究《史记》传记文学，还是从现代开始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史记》做出最精当的评价。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系统研究《史记》的力作。 新中国成立初，刘大杰、游国恩、杨公骥、詹安泰等人编撰的文学史著作，都专列《史记》传记文学一章，其鲜明的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研究、编撰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普及读本和《史记》选本，如季镇淮的《司马迁》、胡佩苇的《司马迁与〈史记〉》、瞿蜕园的《史记故事选》，在选本中，王伯祥《史记选》深受读者欢迎。其《序例》评价司马迁与《史记》，均有新颖见解；注释详明，且有句解；考订精确，并有校记；还附有《读史记地图》多幅，代表了这个时期选本的最高水平。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顾颉刚负责点校的《史记》新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给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依据。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史记》传记文学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组织之健全，研究内容之深广，研究方法之多样，研究成果之丰硕，均是历史上所仅有的。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韩兆琦的《史记评议赏析》、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聂石樵的《司马迁论稿》、陈桐生的《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著作，对司马迁的人生态度、审美思想、文化继承、文学贡献及《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场景事件描写、语言特点等，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作者尽量避免建国初运用马列主义时存在的机械化、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时代特征。 班固的《汉书》不仅开创了纪传断代史体例，同时为中国传记文学增添了一部优秀作品。比起《史记》来，它更注意史料的详赡严密，文字的凝炼简净，并吸收辞赋特点，行文多用排偶，语言整饬典雅，在汉至六朝期间，其在文坛上的地位比《史记》还高。 《汉书》文字古奥艰深，为其作注代不乏人，唐代颜师古在前人注解的基础上，广征博引作新注，使《汉书》的音义得到详明的解释。作为传记文学，《汉书》要比《史记》逊色，唐宋古文运动，更使《史记》在文坛上名声显赫，虽有一些文学家，如独孤及、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等人，仍称道《汉书》的文采，但《汉书》文学的光辉已被《史记》所掩盖。 明代凌稚隆收集一百七十四家评《汉书》的言论，汇成《汉书评林》，是一部《汉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清代不少学者专心致力于《汉书》的考证、释义。清末王先谦综合唐至清末各家研究《汉书》的学说，撰成《汉书补注》，资料宏富，排比有序，详于考辨，功力之深，令人叹服。 近人从文学方面研究《汉书》，仍无法与研究《史记》相比。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对《汉书补注》有不少新补正。新时期以来，一些论著与论文，如徐朔方的《史汉论稿》、邓绍基的《读〈史〉、〈汉〉随笔》，在与《史记》作比较中，对《汉书》的文学性作了全面的探讨。一些文体文学史，如韩兆琦、吕伯涛的《汉代散文史稿》，姜涛、赵华的《古代传记文学史稿》，则从文体发展史上阐述了《汉书》的文学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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