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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小 品 文 概 述 明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诗歌创作已在唐朝达于极盛，宋人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尚能自辟一片天地，至明代则少有建树；就散文而言，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 ，在唐宋时期也是人才辈出，后世罕能匹敌。加上元朝政府对汉文化的限制，更使得诗文创作 有断层之虞。但这并不是说明代作家一无所为，他们仍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围绕“复古”与 “创新”，明代出现了不少散文流派，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至晚明，小品文的创作达到了的空前繁荣，为明代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明初，宋濂、刘基、方孝儒、高启等人，在散文创作方面称雄一时。他们都经历过由元入明的动乱时期，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们的文章雄浑苍凉，蔚然可观，脱去了元末散文的纤丽之习。从永乐至成化的几十年间，政治经济较为安定，社会无大的变故，散文舞台上，馆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台阁体大唱主角，但唱的不过是些歌 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雍容典雅有余，刚健清新不足。成化年间入阁的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作品与台阁体略近，但比前述诸人稍胜一筹，某些短篇，以小见大，尚有可取之处。 明代中叶，针对肤廓靡弱的台阁体文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以王世贞、李 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都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张，想以复古的方式求得诗 文风气的革新。然而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一味讲究形式上的 拟古，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成为与汉唐文章貌似神离的假古董。此时，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人，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提出修正，主张师法唐宋八家，易诘屈聱牙为文 从字顺，作品比较贴近现实，自然流畅，人称“唐宋派”。其中以归有光的成就为最高。其 代表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皆为写平常人与平常事的短文， 语言平易质朴，情感自然诚挚，颇能打动人心。 万历以后，历史进入晚明时期。其间，复古运动陷入穷途末路，新的社会思潮和文艺观念开 始涌现，人的个性稍得解放，为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时的散文，卸去了以往正宗 古文的道学面孔，独抒性灵，娱悦人情，书写身边事，心中情，短小隽奇，活泼自由。具有 这类特点的散文，通常被称作小品文。值得一提的是，小品文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已见端倪， 唐代韩愈的赠序、柳宗元的山水小记，都具有小品文的笔致。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风行一时。宋代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大家，也都有脍炙人口的小品文流传。 不过，直到晚明，小品文才真正形成与正统散文争雄的局面，最终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 ，成为一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徐渭、汤显祖的散文作品，已具晚明风格，至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文学作品要写“ 吾心之言”，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在《焚书》、《续焚书》中的许多作品，一般 短小精悍 ，大胆立论，嘻笑怒骂，饶有风趣。他的思想和文风，对后来“公安派”小品文的创作有着 深远的影响。“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都反对复古派的模 拟剽窃，主张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的创作大多贯彻了这样的主张。 “公安派”中，袁宏道的成就最为卓著。袁宏道的尺牍小品写得抒放自由，“非从自己胸 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加丝毫掩饰。他在《张幼于》中 批评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复古潮流，恣意嘲骂，不留半点情面；在《沈广乘》中写为官之苦， 反复跌足大叹；在《丘长孺》中，极言县令丑态，令人为之破颜。其语言文字，则“信腕信 口，皆成律度”(《雪涛阁集序》)，于朴素平淡中见匠心独运，在机智幽默中臧否人事， 堪称随意指点，挥洒自如。他又善写游记，《满井游记》、《虎丘记》、《五泄》等，模山范水，自然天成，即景生情，别有意趣。他的人物传记中没有达官显贵，写的也是家常琐事 ， 但传主形神毕现，信笔之处，蕴含深意，《徐文长传》、《拙效传》等就是此类文章的典型 。袁宏道与宗道、中道及雷思霈、江进之、陶望龄、黄辉诸人，互通声气，彼此唱和，使题材 多样、形式自由的小品文创作风行一时。 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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