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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遗民，是指在易代之际，忠于先朝而耻事新朝者。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旧朝有官，入新朝窜迹林莽，洁身栖遁，馢然不缁者；一类指旧朝本来无官，入新朝亦埋照遗世，不为利禄所诱，如冥鸿寒松者。伯夷、叔齐当殷商亡国时，遁迹首阳，誓不食周粟，为历代遗民之祖。但遗民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遗民文学成为文学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则唯南北宋、金、明四朝有之。这四朝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之手，朝代之更叠，乃是民族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因而四朝的遗民，首先是站在民族立场上，反抗异族统治的一批故国臣民。其次，北宋时理学开始盛行，强调士人的品节操守，忠君爱国，是品节之大者，宋末文天祥，郑思肖，明末陈子龙，顾炎武等，都把自己的出处看得很重，所以遗民又是一批风节凛然，卓然有守的义烈之士。从文学角度看，自《诗经·黍离》、屈原《离骚》开始，就开启了写丧乱诗的传统。唐代杜甫经历安史之乱，身遭乱离而心系朝廷，一饭不能忘君，又进一步张扬了《诗经》与《离骚》的精神，遗民文学，又正是这一创作传统的产物。
北宋灭亡后，入金士人有不少遁隐不仕。如元好问《中州集》提到的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马定国《荠堂集》提及的师友六人中，除张子羽外，其余高鵾化、王景徽、吴縯、鲜于可、香岩可道上人都是遗民；(《中州集》卷一)蔡松年《明秀集》中一些唱和对象曹浩然、梁兢、吴杰、李舜臣、赵粹文、许采等，党怀英《醇德王先生墓表》说到的王去非、王颐、吴大方、吴大年、郭弼宪、甲公绰等，亦皆北宋遗老。他们的出身各有不同，但秉忠先朝，末路同志于孤芳。有些人有作品传世。如滕茂实奉使被留，终身不归，其《临终》诗曰：“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当深刊”，表示至死不亏臣节。何宏中靖康间曾起兵抗金，兵败被擒，放归后以黄冠终。其《述怀》诗云：“马革裹尸每恨迟，西山饿踣更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付与皇天后土知。”自比夷、齐，亦节概耿耿。
金天兴三年(１２３４)国亡，遗民数亦甚多。如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中提到的五十四人，其中有不少没有仕元，包括冯璧、王若虚、魏璠、杜仁杰等名流。《河汾诸老诗集》所载八人中，除陈庚、陈赓兄弟外，其余段克己、成己兄弟，麻革、房皓、曹之谦、张宇皆隐逸以终。另外，元好问、杨宏道、李俊民、王元粹、张本、白华、秦志安等，也都是遗民。元好问入元后的作品，有的反映人民蒙受的苦难，如《续小娘歌十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有的追悼友人，如《四哀诗》，有的回忆当年汴京的酬唱生活，如《九日读书山用陶诗……为韵赋十首》，寄予深沉的叹惋，更多的则是赋咏黍离，发抒浩茫的故国之思。这些作品都写得悲壮感怆，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杨宏道从金宣宗兴定间步入诗坛之初，即由《幽怀久不写》、《荒村谣》二诗确定了他悲剧诗人的地位。嗣后终身颠沛，一直碌碌衣食，故诗歌穷愁满纸，情怀悲怆而入于凄厉。二段兄弟入元后隐居龙门山中，买田自耕，歌咏相乐。作品亦似陶诗，以闲适为宗。但平和中也有郁勃之音：“月自与人无意，人被明月催老，今古共悠悠。壮志久寥落，不寐数更筹。”(《水调歌头》)他感伤时光流驰，明月催人，势将碌碌终老，又与陶诗《读山海经》精神相通，反映出遗民的复杂心态。李俊民诗多有反映时事，哀伤亡国的内容，词则走蔡松年一路，超旷飘萧，襟怀洒落，将丧乱时局淡化为背景。
与金末相比，南宋遗民人数多，诗文作品多，影响也超过了金代。明代程敏政作《宋遗民录》十五卷，录谢翱、唐珏、汪元量、郑思肖等十一人诗作。明末清初人李长科撰《广宋遗民录》，将人数增至三百一十五人。朱明德《广宋遗民录》则又增至四百余人(后两书今已佚，此据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序》)可见南宋遗民数量之多。这些遗民可大致分作三类。一类是文天祥、谢枋得等抗元英雄，或被俘加害，或绝食以终，忠义刚正之气，动人心魄。文天祥在宋末抗元斗争中，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出生入死，不屈不挠，最后为国捐躯，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使后代无数义士为之折腰。谢枋得也曾起兵抗元，兵败后，变姓名，避入深山，后以卖卜为生。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四月被福建行省参政魏天拘执到大都，拒不降，绝食死。他的诗文都以忠义气节为旨归。如《初到建宁赋诗》：“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用雪中松柏喻遗民品节，“义高”两句，说舍生取义的道理，与文天祥的生死观一脉相通。
一类是亡国后遁隐闲居，决无苟且之念者，如刘辰翁、汪元量、郑思肖、周密等。刘辰翁是宋末著名爱国词人，宋亡后隐居不仕。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元人统治的切齿痛恨，凝聚着爱国遗民的血泪。其中有些题为送春、春感、有感、感怀的词章，都是发抒深沉的家国兴亡的慨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汪元量本是宫中御用琴师，地位卑微，却极有气节。他随妃嫔被俘北上后，流落燕京十二年，后请为道士，方得南归。在燕曾到狱中探望文天祥，勉励其死节。他的诗反映宋亡前后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被称为“宋亡诗史”。郑思肖原名不详，在宋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试。宋亡后隐居吴中，寄食僧寺，改名思肖，即思赵之意。他的诗歌多写对故国的忠贞及深挚的眷恋，“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画菊》)，表示自己“终身只宋民”。
第二类是入元后曾经赴朝廷征召，或作过学官、教授一类文官的人，如张炎、仇远、刘瞷等。他们并不甘心屈事新朝，对故国仍十分缱绻。如张炎，乃抗金名将张俊之后，早年过着“承平故家，贵游少年”的生活，宋亡后其祖张濡被杀，家产籍没，自己牢落偃蹇，只好四处飘流，寄食于人，他一度北上大都，应“写经之役”，事成旋即南归。他的词用清空淡雅之笔，写层深幽婉之情。如《高阳台·西湖春感》写西湖暮春之景，由“苔深”、“草暗”、叶绿红稀，寄寓旧梦难寻的亡国悲感。他与周密、王沂孙等都有一些咏物之作，有的托物喻志，抒写胸中隐恨，如王沂孙《眉妩·新月》、《水龙吟·牡丹》，有些咏物词则可能与元初杨琏真迦发陵案有关。《乐府补题》收有周密、张炎、王沂孙、仇远等十四人词作，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题，即隐喻其事。
明代遗民在数量上较南宋复又加多，今人谢正光撰《明遗民传记索引》，收录人数达一千八百人左右。遗民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用武装斗争反抗异族占领的民族英雄，如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郑成功等。陈子龙是几社的创始人，江南既下，他在松江与夏允彝聚众起义，事败后复拟结太湖兵抗清，事泄被捕，投水自尽。他明亡后的作品“韵远思深”，如《秋日杂感十首》诗，《小重山·忆旧》、《柳梢青·春望》等词，都流露着眷念故国的悠悠情思。夏完淳是一位少年民族英雄，十四岁即随父参加抗清活动，其父兵败自杀，他又与陈子龙歃血为盟，上书鲁王，鲁王遥授中书舍人。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在家乡被捕，就义于南京。他的作品都是血泪交迸的光辉篇章。他眷恋慈母娇妻，又决心为国捐躯，“忠孝家门事，何须问此身?”(《拜辞家恭人》)反清之志至死不灭，“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死后仍要扫荡敌寇，澄清山河。其次是以文人学者，退隐乡里山间，草衣木食，誓不为清臣子者。张岱、归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是其代表。张岱在明末变故时，避入剡溪山中，“鎑鎑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塞不敢接”。著《石匮书》，为亡明野史。他的诗发抒易代之悲，风格悲郁苍凉。顾炎武曾入复社，反对宦官权贵，后又参加了鲁王义师，败后游历山东两河，考察山川形势，意图恢复。晚年居华山，发愤著述。他的诗无论拟古、咏史、即景、吊祭，都围绕着抗清复明的主题。汪端《明三十家诗钞》论其诗：“凭吊沧桑，论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茂，真合靖节、浣花为一手。”认为他的诗抒写遗民情怀，诗风类于陶渊明及杜甫。王夫之是清初著名哲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号清初三大师。他的诗“悱恻缠绵，蒿凄怆，其耿耿孤忠，菀结不能自已之情，随处迸发流露”。(嵇元甫《王船山诗文集序》)，词也很有成就。叶恭绰《广箧中词》说：“船山词言皆有物，与并时批风抹月者迥殊。”即指他用词来写故国之思，尤其是一些咏物词，往往寄慨深沉。如《蝶恋花·衰柳》，说秋柳既衰，叶叶飘零，“阵阵寒鸦飞影乱，总趁斜阳，谁肯还留恋?”以衰柳喻朱明王朝，以寒鸦喻奔附新朝的旧臣，在这貌似冷峻的刻划中，写尽了易代之际的世态炎凉。
北宋和金代的遗民和遗民文学，尚未见有专文论及。南宋则有明代程敏政《宋遗民录》十五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前六卷列王炎午、谢翱、唐珏三人事迹及遗文，又附入后世为三人所作的诗文，七至十四卷录张宏毅、方凤等八人，十五卷是元顺帝佚事。此书是文学史上第一部《遗民录》，实有创体之功。台湾学者苏文婷《宋代遗民文学》是一部学术论著，分前论、后论两篇，前论探讨宋代遗民文学繁荣的原因，分论以作家为纲，论述文天祥、谢翱、郑思肖、周密等二十二人的思想、行事、文学作品。沙灵娜著《宋遗民词选注》选录刘辰翁、周密等二十九人的二百首作品。作家人有小传，词下有“说明”，交待该词本事或创作背景，对作品也做了简要评析。明亡后作《遗民录》者甚多，黄容《明遗民录》著于康熙末年，录遗民五百余人，朝鲜某氏《皇明遗民传》录七百一十六人。今人谢正光所纂《明遗民传记索引》，引书二百零八种，录遗民一千八百余人。该书人名下先列字号、乡贯，再列所见之书及卷数、页码，有笔画和四角号码两种索引，使用比较方便。作品选有清卓尔堪《明遗民诗》十六卷，作者五百余人，诗三千首。选录标准是“人与诗并重，然人更重于诗”，其人则“唯重末路”。作品“类皆孤清凛冽，幽忧激楚，如对空山积雪寒气中人”。(宋荦序)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有《明遗民录汇编》，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一、二两卷为遗民卷，录三百五十左右作家的有事之诗，也是近年来明遗民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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