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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朝是由女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文化政策比较开明，因而唐宋以来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在金朝依旧波涌浪阔；同时，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也带来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因子。这样，金文化便在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和交汇中发展起来，酿作为一种以中原文化为基质，又具有本王朝鲜明特色的新文化。金代文学因此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作家队伍以汉士为主，主体意识以北宋苏学为源头，注重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辨，生活态度趋向超旷与通脱。划淮分治的事实，使女真贵族猜忌和疏斥汉族士大夫，朝中“机谋密谟，虽汉相不得预”，这种做法加重了士人的疏离心态。因而金代文学中较少对于事功追求的歌唱，对当代政治的热切关注，更多的乃是借助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描写，抒写自己淡泊超然的心性。当然，丧乱时代的作家也同样会把目光投向蒙受苦难的人民，发抒悲凉的沧桑之感。第二，与作家的主体精神相适应，清旷淡雅的风格体现在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中。另一方面，金(王)朝偏处北方，北国深裘大马的人文与高远雄阔的山水，必然影响到作家的气质与心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定律，加上又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创作，因而慷慨豪荡之气在金文学中亦无处不在。第三，金王朝与南宋相始终，其艺术样式上承北宋，下启蒙元，既有诗、词文，又有散曲和戏剧，其中诗词的成就最为可观。
金代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从金初开国到海陵正隆末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作家以北宋和由辽入金士人为主，所谓“借才异代”。这些来自宋王朝的作家，往往要在作品中歌唱故国之思。宇文虚中奉使被留，不得已入仕，是金初士人之首。他的《上乌林天使》三首：“万里翠舆犹远播，一身幽圄敢终辞”，《在金日作》三首：“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都把自己奉使被囚的磨难与故国命运联系起来，自比苏武，表示为国为民，万难不辞，气节十分可贵。吴激、蔡松年以词称，作品号“吴蔡体”，但风格又各不同。吴激《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两首写流落北方的妇女的命运，又将自己的可悲身世打并入其中，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两词直到元代仍在传唱。蔡松年入金后仕至右丞相。他一生有很长时间纠缠在派系斗争中，在女真和契丹的守旧贵族着意打击入金宋士时，他无时不怀生命之忧。因而他的作品充满了忧患意识，步武东坡，发抒世事无常、人生空幻的悲凉意绪，表达对隐逸放旷生活的向往。他的词作大多是歌唱家乡镇阳山水，意境萧爽高远，净洁空灵，是沿东坡放旷词一路，作“不食烟火食人语”。他的创作对金源文坛的影响很大。
从世宗大定到卫绍王大安末，为金代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社会承平，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文人积极用世，也诞生了一批杰出作家。清淡闲适是这个时期的主导风格。蔡皀是蔡松年之子，博学洽闻，诗文皆工，为大定前期文坛盟主，后人尊之为“国朝文派”之首。党怀英继蔡皀之后掌文柄。他的文章纡徐畅达，气度雍容，与欧阳修文风相近。诗“类陶谢”，惯于用清淡细腻之笔，描划事物的情态，抒写幽独而洒落的情怀。王庭筠的诗萧散恬淡，境界偏于孤寂，与党怀英相近。赵诗亦冲和淡远。此数子皆远承唐代王孟、北宋东坡而近祧松年。与他们稍异，刘迎、周昂则专意习杜。刘迎诗题材广泛，包含了不少关心国计民生的内容。如《修城行》论淮安城池的修筑方案，《摧车行》谈山路险隘，不利行人，都采用乐府诗的形式，表现诗人仁民爱物之心，与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讽谕诗一脉相承。风格亦“格苍语古”，“有老成意”(胡应麟《诗薮》)，与杜甫沉郁风格也比较接近。王若虚是周昂外甥，他在《滹南诗话》里说：“吾舅儿时便学工部”，李纯甫也说周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以杜子美，韩退之为法”(《中州集》周昂小传)周昂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是在从军，先在东北隆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后驻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市西北)，他的诗歌也伴随其征行足迹，描述边塞空阔苍凉的环境和紧张肃杀的氛围，抒写对疆士日蹙，国势渐衰的感怆，以及自己有志报国、建马上功业的壮志。诗歌内容充实，情感深沉悲郁，亦得杜诗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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