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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宣宗即位南渡到金亡，又到元初的遗民创作，是第三阶段。金末文坛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产生了如元好问、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杰出文学家。他们经历沧桑之变，目睹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写出了大量的“丧乱诗”，这些作品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金代文学的顶峰。赵秉文为“金士巨擘”，有《滏水集》传世。他的诗记述漫长的人生历程，众体皆备，风格多样。兴定、正大间、金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他的登临、咏史、题画、唱和之作，往往抑郁感伤。如《郑子产庙》颂扬春秋时郑国贤相子产谈笑从容，辅国救难，暗讽朝中的不良人事，感叹无人挽狂澜于既倒，《游崆峒四绝》伤国事之日下，亦寄慨深沉。散文长于辨析，信笔挥洒，不拘绳墨，极所欲言而止。李纯甫是金末豪士，才力雄赡，惜为世所抑，郁郁不得志，中年即逝。他与赵秉文同为当时文坛领袖。散文喜法《庄子》、《左传》，风格雄奇简古，后进效之，文风为之一变。诗亦如文，豪健流走，如《送李经》、《赵宜之愚轩》、《赠高仲常》等，都流溢着一股郁勃奇伟的气势。金亡后以遗民自居者，主要有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杨宏道、李俊民、杜仁杰、曹之谦等人。二段少时即有文名，赵秉文称之为“二妙”，金亡后，兄弟同隐龙门山中，买田躬耕，结社唱酬，诗词皆工，而词名尤胜。进行文艺理论的探讨也是金末时尚，王若虚《滹南诗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这方面的收获。
元好问是金代文坛成就最大的作家。李调元《雨村诗话》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论元诗：“豪情胜概，壮色沉声，直欲跨苏黄，攀李杜矣”，都将元好问与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号遗山。他的诗词文皆为一代之冠。其诗大多为丧乱诗和遗民诗。赵翼《题遗山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即是指他的这两类诗而言。如《岐阳三首》记凤翔失陷及元兵残酷屠城，《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和《续小娘歌》描述京城妇女被掳往沙漠的悲剧，这些作品把国家、人民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抒写时代的大悲大恸，都具有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他的写景诗清雄壮美，兴象阔大而又状物工致，如《观淅江涨》、《宝岩纪行》、《游黄华山》、《云岩》等，皆为名篇。词的成就仅次于诗。况周颐《蕙风词话》说：“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之厚矣。”指出了元词博大浑厚的特点。其中反映离乱的“丧乱词”最引人注目。如《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石州慢》(击筑行歌)等写“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这些作品一般不重记事，而以悲怆之情融摄客观意象，在浑灏流转中，造成强烈的悲剧效应。他也有一些“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的婉丽篇章，如《摸鱼儿·雁丘词》悲悼孤雁的自杀殉情；《双蕖怨》写大名府一双私恋儿女婚事被阻，双双投水自尽，当年塘中荷花无不并蒂，都写得情致幽婉。刘熙载《艺概》因之说他，不仅“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词也“疏快之中，自饶深婉”，“集两宋之大成”。他的散文绳尺严密，语言平易流畅，风格清新雄健。《续夷坚志》是笔记小说集，续宋洪迈《夷坚志》，记载金代中后期神怪故事，其中不少是优秀的文言小说。
当代的金代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一代总集的编纂：在诗歌方面，继清人郭元钎《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之后，有薛瑞兆、郭明志新编的《全金诗》，词则有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散文方面原有清人张金吾《金文最》，搜集尚不称完备，目前已有单位在编写新的《全金文》。文学史研究，有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台湾胡幼峰的《金诗研究》、黄兆汉的《金元词史》。文论史则有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别集整理有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元好问。年谱有缪钺的《元遗山年谱汇纂》，人物传记有郝树侯《元好问传》，评传有台湾吴天任《元遗山评传》，又有台湾吴美玉、续昆、李长生、李冠礼的研究论著。论文集有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元好问研究会合编的《元好问研究文集》，文论研究有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另外还有许多单篇论文。以后的研究应当把史料的清理利用作为一个重点，总集和别集的进一步整理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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