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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并未完全形成。夏商时期，除少数甲骨与钟鼎文以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不多。西周时期的诗歌作品，仅有见之于《诗经》中的不多几首。而较多爱国诗歌则始见于《诗经》东周以及春秋时期的作品中，其早期的创作高峰则是屈原的作品。纵观这些诗作，诗人所爱的国则是各诸侯国，其中许多小国的疆域与我们今天一个市县差不多。诗人心目中的“国”仍是各诸侯国，这是先秦以前诗歌中共有的历史观念。 返 回 秦灭了六国，统一天下，其实那时的疆域还是主要限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秦朝的历史很短，几乎没有诗作传世。西汉是我国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国势强盛，地域广大。秦汉时期，人们对“国”概念开始发生变化。汉时也分封同姓为王，但封地较小，特别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各王的封地都很小，与春秋、战国时的“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国”成了大汉帝国或帝都的称谓。苏武牧羊，他怀念的不再是某一诸侯国，而是整个西汉王朝。这是历史观念的一大变革，这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飞跃。当时处于“中国”四方的少数民族，仍被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北方称“胡”，东方称“夷”，南方称“蛮”，西方称“戎”。如王粲《七哀诗》：“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又如蔡琰《悲愤诗》：“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汉”与“华”这些概念的形成，使得即便在后世发生国家分裂、战乱不止时，也仍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所不同的是分裂的各方都极力标榜自己是华夏正统而已。 返 回 正由于这样的华夏正统观念，当华夏政权倾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民族思想文化的反抗，常比其武力的反抗更强烈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南宋时期，金兵南侵，诗坛上爱国诗词最多的原因。也就是在那时，竟出现了爱国诗派、爱国词派。涌现出象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刘辰翁等一大批爱国诗人、词人。而宋、明两个华夏政权倾覆之后，会出现那么多的遗民诗人、遗民词人。他们的作品，或怀古，或伤今，或咏物，或抒怀，所抒发的都是家国兴亡之感。显然，遗民诗词与前者华夏大一统的爱国观念是植根于同一土壤，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诗人所生活的时代不同，诗人自己所处的境遇不同而已。 这里有一点应当言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逐渐融合形成的历史。即使从诗坛、词坛而言，许多一度叱咤诗坛的大诗人便出身于少数民族。元好问一类的少数民族诗人自不待言。据近人考证：元稹祖籍鲜卑，白居易出于龟兹，刘禹锡则出于匈奴。《元和姓纂》等书考证，如今我们许多赫然以汉族自居者，相当一部分也都系少数民族后裔。中华各民族的融合，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文化的融合，爱国观念的融合也是其中之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满清政府的腐败，我国鸦片战争后百馀年的近代史是屈辱挨打的历史。反映在诗词领域，则是公然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个主题是前所未有的。爱国与忠君彻底分了家，许多爱国诗词更是要公然把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撵下台。以前历代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汉民族内部及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而近代史上的民族矛盾则变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爱国诗词的作者，有的本身就是反侵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有的是救亡图存的改革家。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们的诗词已有了革命的新内容，它们诗词的战斗精神，是几千年封建历史时期的诗词创作难望其项背的，中华民族重新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凝聚。诗人的忧患意识为救亡意识所取代，忠君(特别是愚忠)思想已不再有市场，愚忠者已被指斥为保皇党。到这一时期，人们的爱国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如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有：“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罗福星《绝命词》云：“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象这样的诗作，在古代爱国诗词中是不经见的。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近代诗词中的爱国作品，大都是这样的作品，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写于狱中或上断头台之前。跃然于这些诗词中的艺术形象，也有许多为社稷苍生抛头洒血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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