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研究综述

    李白是与杜甫齐名的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历史上对李白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杜甫，这使当代的学者有了更大的驰骋空间。毛泽东主席酷爱李白诗，客观上也对“文革”前的李白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表了李白研究的论文千馀篇，专著近四十部，各种李白诗的选注有二三十种，成立了全国李白研究会，并先后出刊了《李白学刊》、《中国李白研究》(已出七期)。李白研究是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就最突出的领域之一。具体说来，它又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考证方面。其成就又表现于以下五个热点问题：一是李白的出生地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继承了古人的“蜀中说”和“西域说”之争而发展为“蜀中说”、“条支说”及“碎叶说”，而“碎叶说”又分“中亚碎叶”和“焉耆碎叶”二说。由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采用了“中亚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一说为伏龙芝市北楚河南岸伊斯阔家附近)说，故此说较多为学者们接受，而李从军则主焉耆碎叶(今新疆境内，唐代安西四镇之一)说。二是李白家世问题：有“胡人说”、“李唐宗室说”、“混血儿说”、“非宗室的中国人说”几种。李白自称是“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而李渊正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裔，然而造于天宝初年的《宗正谱》不载李白(李白当时正在长安，且非常走红)，而且李白与宗室交往中常称李〖FJF〗詗〖FJJ〗的十世、十一世孙为“叔”、“兄”的情况，可见他对自己的准确辈份也不是很清楚。有人甚至言之凿凿说李白是后周太子洗马达摩的后代，更属妄说。对李白之父李客之名，学者也有怀疑，认为“客”不当是人名，只会是一种称谓。三是李白入长安问题：新旧《唐书》李白本传仅言及他于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曾入长安。“文革”前，稗山采朱金城说，首倡李白此前曾入长安一次，郁贤皓、郭石山等考订首次入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至二十年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主此说。目前此说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1982年在四川江油召开的李白讨论会上，李从军首倡“三入长安”说，受到安旗、裴斐及导师郭石山及海外专家的赞许，但郁贤皓等专家指出，若李白天宝三年后有长安之行，此时王维、杜甫、岑参等大诗人均在长安，却见不出有任何唱和、酬赠之作，这是不正常的。亦有人提出“李白四入长安”说，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外，关于李白的行踪方面，蜀中、陇右、溟海、皖南、洛阳等地的行实考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詹锳先生还编制了新的《李太白年谱》，并对其作品详加系年。第四为李白卒年问题，清人即有争议，目前仍有六十二岁、六十三岁、六十四岁三说，持六十二岁说略占上风。第五为李白作品的真伪问题。最有争议的为《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明代胡应麟谓《菩萨蛮》始于中唐，沈祖等认为盛唐还不可能有如此成熟之作，而《菩萨蛮》归于李白始于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谓于曾布家见过李白集，有此词。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已否定了胡应麟说。近年这一争议无太大进展。对李白的《白头吟》二首，宋代黄庭坚以来即有“草稿定稿说”、“记忆不全”说，今人也多持此说，王步高著文考订此乃乐府相和歌的通例，约相当于今人歌词之两段，亦相当《诗经》之连章复沓，从而否定了全部旧说。龚自珍就认为今本李白集中的多数作品皆膺品，可靠的仅一百二十二首，王重民先生又重申此说，但未得到其他专家的普 遍认同。此外对李白的婚配问题、交游问题等，郁贤皓、李从军等先生也多有新见。
    二是在理论方面。这又集中于三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是李白诗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或认为李白诗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最高潮，或认为李白的诗只是反映了盛世的崩溃。其次是对李白诗中反映的思想倾向问题，或认为他对儒、释、道及任侠思想兼容并包，也即受多元化影响，也有的仅强调其受单一化影响(如道教)。三是关于李白诗体的专题研究。如李白的乐府诗，具有史诗性质的“古风”及以古入律的七言律诗，被胡应麟称为“七绝圣手”的五言、七言绝句。此外，对《蜀道难》的主题研究等专题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方面是关于李白诗的校注和选集的编订。这方面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的。李白集虽有李齐贤、王琦等古人校注本，但较之宋代“千家注杜”(甫诗)的盛况则明显不如。六十年代初，詹锳教授、瞿蜕园、朱金城先生、安旗先生都已开始了李白全集的重新校注、考订、编年工作，先后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白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白选集》也都颇受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