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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蜀道难》诗为谁而作
《蜀道难》是李白诗中的第一名篇，为一切唐诗选本所必收，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然而这首诗因何而作，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自古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唐至今主要有下列六说。
其一，谓为忧杜甫、房琯而作。《新唐书·严武传》云：“武在蜀放肆……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在此以前，唐李绰《尚书故实》、唐范摅《云溪友议》已有此说。《新唐书·韦皋传》、宋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宋钱易《南部新书》等亦持此说，认为李白作《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的前途担心，奉劝他们“不如早还家”。
其二，谓讽章仇兼琼作。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洪驹父诗话》云：“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十《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此系严武诗)注及北宋诗人黄庭坚等均持此说。章仇兼琼开元末为益州长史、剑南防御使，李白作《蜀道难》是担心他会搞地方割据，故忧心忡忡，云“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故作诗讽之。
其三，谓乃“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此说始于元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此后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清陈沆《诗比兴笺》，清人《唐宋诗醇》等均持此说，认为“问君西游何时还”之“君”乃指唐明皇，“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谓蜀地不可久留，作《蜀道难》以讽之。
其四，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意谓并无本事可言，仅以乐府旧体写蜀地山川险要而已。此说始于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及《李诗通》卷四。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亦持此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其五，谓此诗系送友人入蜀之作，首倡此说者为范宁，他认为此诗与李白另一首《送友人入蜀》诗和《剑阁赋》，“题材的选择和这里有很多相似之处”，詹锳先生则坐实所送友人为王炎。麦朝枢、梁超然等亦赞成此说。
其六，谓此诗“寄寓着功业难成之意”，持此说的是郁贤皓和安旗，将《蜀道难》寓意由讽喻别人转为写自己之仕途。
唐至清代的古人对上述前四说，也早已展开过争鸣，如其说之一危房、杜说，早已为古人所不取。如《洪驹父诗话》即指出：此说乃“《新唐书》据范摅《云溪友议》言之耳。案《唐书》(指《旧唐书》)、《摭言》载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此所业贽谒贺知章。知
章览《蜀道难》一篇，曰：‘子谪仙人也’。案白本传：‘天宝初，因吴筠被召，亦至长安，时往见贺知章。’则与严武帅蜀岁月悬远。”专家们认为此诗为天宝初年所作，而严武帅蜀是二十年后的事。沈括《梦溪笔谈》，亦持相似的说法，并认为这是“小说所记，率多舛误。”建国以后的学者，对第一种说法已没有坚持者了。俞平伯还进一步驳斥此说，云：“《蜀道难》一诗不必作于天宝初，但《新书》(《新唐书》)据唐人小说作此记载，本不足信，与本诗语意不符，即为明证。严武杜甫私交很厚，历见杜诗，即《新书》杜甫彼传云云亦属难信，当以《旧书》(《旧唐书》)为正。即使严武有杀杜甫之意，既未成事实，太白在远，更何从知道，而替老杜耽忧呢?故此说实可置之不论。”(《文学研究集刊》五册)
俞平伯力主乃讽明皇幸蜀之作。他以大量的史料论证了这种可能性，认为萧士说“大体上不错”，但嫌其“笼统”，故一一条分缕析。认为明皇幸蜀的时代背景与诗篇“无论在情感上，意义上都很合符。”“不但切合当时情事，且说着了唐玄宗幸蜀的心理。”文中对李白与此时间相近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及《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极力称美蜀中，与《蜀道难》的题旨完全相反也作了解释。这一点萧士在《主客答问》中亦已言及，但说服力不足。俞平伯认为，这两首诗要比《蜀道难》晚一些，当作于至德三载。这两篇文字距离明皇初去西川，至少隔了一年以上，情势大变，诗文立意即使跟《蜀道难》恰好相反也不足怪。并不能证明《蜀道难》以幸蜀为非这个主题的不能成立。”
然而于此文之末，俞平伯附记有一条材料云：“汲古阁本《河岳英灵集》选有李白《蜀道难》，殷璠序云：此集起甲寅，终癸巳。按甲寅为唐开元二年，癸巳为天宝十二年。假如这里著录是严密准确的，则《蜀道难》自不可能作于明皇幸蜀时。”俞平伯又对“英灵”二字提出质疑，认为天宝十二年李白尚健在，不得谓“英灵”，对此书下限“癸巳”表示怀疑。
目前，国内学者尚无人能推翻《河岳英灵集》之序对时间跨度的说法。如这一时间无法否定，则不仅讽明皇幸蜀之说不可能成立，前人已批判过的危房杜二说也更不能成立。
对“讽章仇兼琼”说，古今人也多有不同意见。萧士云：“天宝初，天下以安，四郊无警，剑阁乃长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严剑阁之守，不知将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为章仇兼琼也。”清赵翼《瓯北诗话》则云：“不知章仇在蜀，正当天宝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贴服，岂有所顾虑!”青莲《答杜秀才》有云：“‘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则章仇并能下士者，更无从致讥。”并云：“黄山谷误信旧注，以为刺章仇兼琼之有异志。”建国后二三十年间，此说似乎已无人坚持，直到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聂石樵《蜀道难本事新考》一文，重申《蜀道难》的创作意图是“讽章仇兼琼”。文中列举缪氏影刻北宋《李太白集》于题下自注：“讽章仇兼琼也。”乃萧士注引《洪驹父诗话》及黄庭坚事，以及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记载，并断言“这几条材料是北宋人的见闻和记载，是可信的史实”，“因此《蜀道难》是讽章仇兼琼，乃确切无疑。”文中还列举了一些史料以证明章仇兼琼尽管有很多政绩，却也有劣迹可讽。同年《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即发表傅如一的《蜀道难本事新考质疑》一文，对聂石樵的说法提出商榷。其一为对聂列举的几条说明是“讽章仇兼琼”的“最有力的证据”提出质疑，指出，“所列上述诸条，关键是第一条，其他都源于此。”指出“缪本并非李白手迹”，指出：“清康熙五十二年缪曰芑得到昆山徐氏收藏的北宋晏处善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重加校正，到康熙五十六年才重印，世称缪本。缪本并非晏处善本原貌。”并引陆心源评论，指出“缪本改易既多，伪误亦不少，且有不照宋本摹刊者。”从而说明缪本并不足据。并指出，这首诗既作于“天宝初年”，甚至是“天宝二年以前”，聂石樵所列章仇兼琼是一个“顽固的地方割据势力”，其所列举之劣迹均是“天宝三载”以后之事，而“天宝五载五月”以后，章仇兼琼
当上了户部尚书，已经离开了四川，更不存在形成割据势力的可能性了。傅如一的结论：“还是明代胡震亨的说法较为稳妥，即《蜀道难》是沿用乐府旧调，即事名篇之作，没有特定的讽刺对象。”
对胡震亨说，后人同样也多有臧否。清人王琦注《李太白集》以胡震亨说置之末尾，似有赞成之意，而顾炎武《日知录》则云：“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但俞平伯《蜀道难说》谓：“从常情观察，这诗既这样的郑重叮咛，一唱三叹，又那般大声疾呼，危言耸听，自不宜看作漫无所为。若非当时深有所感，确有所指，亦不易写出这样瑰异峥嵘的长歌来。”而王运熙等则大致赞成胡震亨说，并论述甚详。
第五说非无可能，然而诗中并无特定的送别对象可资探索，只凭内容题材与其他三篇相似，加以牵合，认为《蜀道难》亦送别王炎入蜀之作，似难令人信服。
安旗在李白曾两次入长安说的基础上，提出此诗是开元十八至十九年间第一次入长安失败后所作。认为蜀道“以喻世途”，“跋涉在蜀道的畏途巉岩之间的旅人”，正是“奔走于坎坷世途中的李白本人”，而诗中的“剑阁”、“锦城”皆非实指其地。这是诗人“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他胸中的种种思想感情化为可感的形象，化为惊心动魄的诗篇。”但此
说对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等句很难解释。
以上种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均建立于李白自开元十三年左右出蜀，直至病死当涂，从未归蜀。《蜀道难》非亲历蜀道艰险，仅想象而成。李从军《李白归蜀考》一文(见《李白考异录》)在唐人姚合认为，李白离长安后曾归蜀说的基础上，首倡李白首次入长安失败后，因贫困思乡，故曾返蜀二年。“《蜀道难》是李白谋仕失败后归蜀写的。”
后两种新说有一点相同，它均建立于李白除天宝元年那次外，在此之前还曾有过首次入长安之行，《蜀道难》作于这次入长安失败之后。所不同者，安旗仍未把《蜀道难》与李白亲身经历过入蜀之地山川之险联系起来，而另外二者均认为这是根据诗人自身的经历写成的。所不同者一是来时由蜀而入长安，一是离长安以后曾有归蜀之举。
《蜀道难》不仅是李白诗中的代表作，也是唐诗的代表作，由于它“曲折幽深”，故对其本事争议较多，安旗曾谓：“好诗如同大海，探龙宫者得骊珠，涉中流者获巨鱼，游汀洲者揽芳草，戏岸边者拾贝壳。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均有所见，均有所得。彼以朦胧晦涩掩盖心灵之空虚者，岂可同日而语哉!”说得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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