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认为，盛唐的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创作的顶点，也是其终点。其实，边塞诗的创作是继续贯穿到中晚唐时期的。中晚唐时期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边塞诗派，但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并不少于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如卢纶、李益、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张籍、王建都写过许多边塞诗，而写过一些边塞诗(尤其是边塞题材乐府诗)的诗人则更多，其中如郎士元、柳中庸、戎昱、司空曙、刘商、杨巨源、张仲素、施肩吾、鲍溶、许浑、赵嘏、马戴，刘驾、于濆、翁绶、许棠、司空图、罗隐、周朴、卢汝弼、韦庄、张
、沈彬、陈陶、金昌绪等等。有些诗人，传世之作不多，却有一些边塞诗脍炙人口(如陈陶、金昌绪、许棠等)。董乃斌先生甚至发现，《全唐诗》中“凡是存诗一卷以上的中晚唐作家，无不多少写过一些直接或间接与边疆生活有关的作品。”
中晚唐时期，以内忧外患深重为特点。尽管此时战争更多的是朝廷与各割据的藩镇之间，以及各藩镇之间。这时期对外战争也较多。安史乱后，唐王朝国力日衰，中央渐渐失去对边远地区的节制，如吐蕃大举东进，陇右、河湟等地相继沦丧，鄯、秦、成、洮等十多州均先后失去。昔日岑参生活过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属地区更是为吐蕃所有。因而反映收复失地的要求，反映汉人被迫改从蕃俗，反映故人没蕃的作品显著增加。如杜牧《早雁》、《河湟》，白居易《西凉伎》、张籍《陇头行》等作即如此，这些诗作颇似南宋的爱国诗，以沉郁悲凉为基调，他们直面冷酷的现实，表达拯国家和沦陷区人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而紧紧围绕国家领土完整、边塞安危的主题，这与南宋也有相似之处。
中晚唐边塞诗的题材较之盛唐也有开拓之处，如反映南方边地的生活，如施肩吾《岛夷行》、王建的《海人谣》、李商隐的《异俗》等等，比之盛唐边塞诗仅限于东北和西北有所拓展。此外反映军中官兵苦乐不均、朝廷赏罚不明、反映和蕃的太和公主从回纥返回长安等主题。刘商《胡笳十八拍》中就明确写道：“汉室将衰兮四夷不宾，动干戈兮征战频”，“一朝胡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诗中写没蕃人的痛苦经历。又如司空图《河湟有感》中：“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诗中所反映的情境在初盛唐的边塞诗中是决计不会有的，这使人想起陈亮《贺新郎》中“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些沦陷区出生的后代因年代久远，已没有原来的民族意识，他们已没有回归故国的要求，这是诗人所最担心的。诗中的议论说理也充满忧伤而感愤。
中晚唐没有出现王、李、高、岑和王昌龄那样的边塞诗大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时期边塞诗不但在思想的尖锐和深刻方面有所加强，而且反映的题材也有所拓展，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的边塞诗是纵贯初、盛、中、晚整个过程的。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从亲历的见闻和经验来进行边塞诗创作，另一些诗人则利用间接的材料，用一些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这类乐府诗题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也各不相同，显然，后者的作家人数众多，数量也多得多，而且出现过李白、杜甫及高适《燕歌行》之类的杰作，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前者的那类诗作中更贴近边塞生活，更能准确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特色也更为鲜明。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前期尚有其余响，而中唐后期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终唐之世，边塞诗始终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