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在楚民歌的基础上，经诗人屈原加工创制而形成的一种新诗体。今所见称此名最早的作品是《史记·张汤传》，故学者多认为始于汉初。宋人黄伯思溯其命名原始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新校楚辞序》)

    楚辞形体的创制，为后世诗歌表现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这种诗体，句式长，句法灵活，篇幅容量大。大体四句一章，音节舒徐婉转，不似《诗经》句短节促，故宜于描写，宜于咏叹，宜于表现深曲复杂的心理变化和广阔的生活内容。以屈原、宋玉作品为例，两人存篇总数不足《诗经》的十分之一，但作品风格却远较《诗经》为多样化。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中就指出了这一特点，他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当然“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关键还在于他们的天赋和经历异乎常人，不单在于形式。尤其是屈原，他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其想象之奇妙，比喻之生动，描摹之细腻，形象之鲜明，感情之深厚，语言之瑰丽，都是前无古人的。他的作品不仅涵养沾溉了后来的诗人、辞赋家，如刘勰所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而且也为众多艺术家提供了极好的绘画素材，屈原《离骚》、《天问》、《九歌》中的草木鸟兽和神话人物多见诸古今名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屈原一生著述所传者二十五篇。西汉成帝时刘向校书东观，曾辑屈原全部存留作品合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悯伤屈原之作各一篇，并自己所作《九叹》一篇汇为一集，取名《楚辞》，自那以后，“楚辞”便兼有了诗体和楚辞专集两种含义。

    刘向所辑《楚辞》今已不存。东汉时，学者王逸曾据刘向本调整次序，作章句解释，书末复缀己作《九思》一篇，这是至今尚传最早的注本。据此注本，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卜居》、《远游》、《渔父》，正二十五篇，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相合。但《招魂》见著于《史记·屈原传》，此书却归在宋玉名下；今人考证，以为《远游》是司马相如《大人赋》初稿，《卜居》、《渔父》系后人追述屈原行迹的作品。故屈原实存作品当补入《招魂》而剔除《卜居》、《渔父》，为二十三篇。

    在这二十三篇作品中，《离骚》是最辉煌的一篇(说见《离骚》注及〔赏析〕)，故后人每以《离骚》指代《楚辞》或屈原的全部著作，而将它与《诗》或《风》并称，指代我国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诗，全篇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作者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从遥远的神话传说问到有史时代，从天地开辟问到自身遭际。全篇以四言为主，四句一章，由中可以看出北方文学形式对屈原的影响。据王逸《天问序》，此诗作于被流放江南时。作者坎坷困苦，抑郁悲愤，对旧信仰产生动摇，故以大胆追求探索的精神，对自然，对社会，对礼法中种种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天问》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其中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在古史和神话学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九歌》是一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祭祀歌舞诗。所祭之神均为楚人传说中的神灵，有天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山神(山鬼)、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黄河之神(河伯)和为国捐躯的壮士英灵(国殇)。《九歌》是传统乐曲名，十一篇作品或幽怨，或凄恻，或缠绵，或悲壮，风采各异。其中尤为人所称道的是《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数篇。《九章》九篇，非一时一地之作。这几篇作品风格异于《九歌》而近于《离骚》。其中《哀郢》、《涉江》是研究屈原思想和行迹的重要作品，文字清丽，感情深厚，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民生苦难的同情，是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

    屈原而外，宋玉也是一位重要的楚辞作家。宋玉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六篇，但今传可信者仅《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几篇。《九辩》见录于《楚辞章句》，清词丽句，感慨情深，踵迹《离骚》，非后来作者所能及。其他几篇为赋作，拓宇于楚辞而开汉赋之先声，在赋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楚辞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影响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故王逸而后，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著作，详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就注本来说，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汉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洪本兼有王逸章句)，宋朱熹《楚辞集注》，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清戴震《屈原赋注》等。王逸《章句》多传汉儒诂训，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熹《集注》于王逸本汉人作品多所增删，其注分节立解，注意文义贯通。后附《辩证》及《楚辞后语》。《后语》录战国至宋楚辞体作品五十二篇，为读者了解战国后楚辞概貌提供了方便。《楚辞通释》于王逸本汉人之作删除五篇，增梁人江淹之作二篇，己作一篇。《通释》分段作注，阐义颇有突破，但也时有牵强比附处。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及戴震《屈原赋注》都专就屈原作品作注。二家精于考证，训释多所发明，蒋氏卷首附地图五幅，书后附《余论》及《说韵》。戴氏书后附《通释》，考释赋中名物百余条。又汪梧凤为作音义三卷，亦附后。

    近当代人于楚辞研究倾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有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等。闻一多有《离骚解诂》、《九歌九章解诂》、《天问疏证》及其他专题研究。郭沫若有《历史人物·屈原研究》、《屈赋今译》等。游国恩有《楚辞概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诸作。姜亮夫有《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楚辞讲绎录》等。此外，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谭介甫《屈赋新编》、朱季海《楚辞解诂》、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汤炳正《屈赋新探》等，也都是流布较广、颇为学界称道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