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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间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春秋末期经过儒家学派的编订、“正乐”，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在门徒中传习，并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对《诗》的一系列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以意逆志”等，奠定了后世儒家《诗经》批评的理论基础。 《诗》被奉为“经”，并改称《诗经》，是从西汉开始的。由于秦的“焚书”，汉初人们所研读的《诗》，是由口头吟诵而流传下来的。当时鲁(申培)、齐(辕固)、燕(韩婴)三家传诗，这三家传诗虽各有不同，但都以穿凿附会的方法，不同程度地掺杂着阴阳五行的思想，曲解诗意，来宣扬儒家的教义。后来与三家相对的有大毛公毛亨与小毛公毛苌所传授的《毛诗》，毛亨的《诂训传》多以文字与名物的训诂来解诗，少了妄诞迷信的色彩，并将诗篇依世次排列，使其解诗有了一个简明的时间顺序。东汉时期，《毛诗》逐渐取代了“三家诗”的统治地位，这实际是汉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斗争的结果。后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为《毛诗诂训传》作《笺》，进一步提高了《毛诗》的声誉。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之说，以《毛诗》为本，兼取“三家诗”之长，其《笺》不仅超越“三家诗”，对《毛诗》也是一种充实、提高。所以毛、郑诗学为后人所宗，统称之为汉学。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纯文学作品的发展与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诗经》研究也有了新的改观，出现了专门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的现象，如在《文心雕龙》中设《明诗》、《情采》、《比兴》等篇，对《诗经》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创作经验等均有精彩的论述。到唐初，孔颖达集魏晋至隋代学者们研究《诗经》的成果，又为《毛诗》、《郑笺》作疏，撰成一部集大成之作——《毛诗正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诗经》传、序、笺、疏的内容越来越显得陈旧，对《诗经》进行新的解释，已成为现实社会的一种需要。到了宋代，一些学者便以注重实证的思辨，对日渐僵化的汉学《诗经》学提出了批评，对《诗经》的本义进行了新的探索，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朱熹的《诗集传》。《诗集传》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了宋人训诂、考据的新成果，对《毛诗序》进行了批判，初步运用文学的观点对《诗经》六义作了新解释，第一次明确提出“风”诗是《诗经》的主体，为被后人称之为“宋学”奠定了基础。 以《诗集传》为代表的宋学解释诗义简明扼要，克服了汉学注疏的繁琐冗长，为多数学人所乐于接受，所以元、明时期的《诗经》研究，基本是宋学的继续，但宋学的末流也有僵化与空疏的毛病。明后期，在音韵、校勘、名物考证诸方面有一些成绩〖BF〗，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开创了《诗经》音韵学的研究，对《诗经》艺术方面的研究，多体现在各家的《诗话》中。 宋学发展到清代，其空谈心学的流弊愈加严重，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便以复古为解放，以复兴汉学来摆脱宋学义理的束缚。他们主张治学要讲求实证、经世致用，在《诗经》研究上注重考据、训诂，这与汉学的作法是一致的，并产生了以考据著称的乾嘉学派。专治毛诗的专家陈奂著《诗毛氏传疏》，是毛诗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则摆脱了门户之见，既能突破宋学旧说，又不囿于汉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尽管学派之争持久而激烈，但几千年来各学派又都把《诗经》当作经，并借研究来宣扬封建礼教。真正破除对经的迷信，跳出经的圈子来对待古代这部诗歌集，是从“五四”开始的。1923年郭沫若出版的《卷耳集》，是我国第一部《诗经》现代选译本；胡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对旧的《诗经》研究进行清算；古史辨派对《诗经》的考证辨伪，对动摇封建经学地位有一定作用；闻一多把民俗学与考据学结合起来，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来发掘《诗经》的真谛与艺术精华。这些都属“五四”以来反封建、思想解放的产物。能首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来研究《诗经》，当数郭沫若与鲁迅，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诗经》的奠基者，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体系诞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诗经》研究更迈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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