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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它的文字，真可谓汗牛充栋，终于形成了“红学”。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看，首先有旧红学和新红学之分。其分界点在胡适和他的《〈红楼梦〉考证》。撇开旧红学不多谈，即新红学诞生以来，在红学领域中学者们分歧之大、分歧之多，在中国小说的研究中也是仅见的。
一，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一书，初不题撰人，唯卷首有“后曹雪芹先生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云云，书中又有“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话与之相合；但从这些话看，曹雪芹至多只是个修订者，而且书中明说此书遂“假语村言”，即此话也算不得真。但也正因为算不得真，故“增删”云云，便也可能是作者的一种烟幕，其实书正是他所作。这谜一样的问题，直到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方才解开，曹雪芹的著作权方定了下来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尔后又经过许多学者对史料的爬罗剔抉，一个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大致轮廓也基本确定。然而，对于曹雪芹的著作权还时有人提出怀疑。可疑之处，一在明我斋等关于曹雪芹系江宁织造曹寅后人、作《红楼梦》的材料，并不能从后来发现的曹家家谱得到证明：家谱中并无曹雪芹的名号；二是，假若真如学者所认定的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曾随其祖于织造任所，历经繁华，因而有条件作《红楼梦》，则雪芹的年岁似又与其祖不相及；三是提出上述资料的是明我斋，他与曹雪芹并无直接的亲密关系，曹雪芹的至友敦诚、敦敏兄弟反未提及其作《红楼梦》之事。就是在肯定派之中，对于曹雪芹到底是曹颙不是曹頫的儿子，也各持一见，等等。近来又有学者重申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中“其(指曹寅)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胜”的观点，认为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非孙子。
二，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版本很多，归类分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传抄的八十回本系统，这类本子大多有脂砚斋的批语，习称脂本；一类是程本系统，凡一百二十回，又分两种：由程伟元、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刊行的习称程甲本，次年修订重印的称程乙本。从胡适得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本子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一种本子，批者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亲人，因此是研究《红楼梦》作者及其文本的最好的本子，而程本则是后出的，其后四十回且非曹雪芹所作(脂本中有书未完而雪芹已逝世的记载，一些文献资料也说《红楼梦》原本只八十回)，系高鹗续补的。然而一部分学者则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近来此一观点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终于暴发了一场大论争。这些学者认为，脂本为后于程本的本子，脂批乃是后人的伪托，程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本来面目的本子；今存《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基本上也是曹雪芹的原作，程伟元、高鹗只是作了收集整理、“截长补短”的工作。就是在赞成《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续作的人之中，对续作的评价也截然不同。一些人认为，续补的后四十回未得曹雪芹的主要精神，乃是狗尾续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后四十回写得很不错，应该把《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由此又引发了一个对程伟元、高鹗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他们践踏了《红楼梦》，是罪人；另一些学者则指出，无论后四十回是不是他们所续补，他们对《红楼梦》一书的保存、流布都有大功劳。
三，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还在三十年代，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便曾指出，对于《红楼梦》一书“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珅(《潭瀛室笔记》)藏谶纬(《记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的，尚有“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这是“旧红学”时代的主要观点；胡适考证出《红楼梦》作者的生平之后，又提出了“自叙传”说，得到鲁迅的赞同，不过鲁迅同时指出：“其说(自叙传说)之出实最先(其源在袁枚的《随园诗话》，盖中“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确定反后。”此后很长的时间里，“自叙传说”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到解放以后，批判胡适，自叙传说开始减温，但潜在力量仍相当大，因为大多数的学者相信脂批。不过论述的重点有所转移，开始像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一样，引进了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多数学者开始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研究《红楼梦》，出现了一种新局面，提出了“政治斗争”说、“封建社会家族衰亡过程”说、“反封建斗争”“反封建理学”说、“反皇权”说、“揭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说、“补天”说、“封建社会青年女子悲剧”说、“描写男女爱情”说等等。无可讳言，这些研究文章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发表的一些文章。但应该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文学作品，乃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当然，它也决不是唯一的方法。尔后还有“放纵童心”说、“多主题”说、“大文化观”说……从大文化的观点切入《红楼梦》，进行文化哲学的思考，应该是解读《红楼梦》的极重要的方法，可惜直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四，其它方面的论争也颇多。例如，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方法问题：早在“新红学”创建的时代，便有“考证派”对“索隐派”的批判和“索隐派”的反批评。以后，尤其是解放以后，“索隐”几乎是研究方法方面的一个禁区。但近来却有人提出，既然有隐，何不可索?另外，对于在《红楼梦》研究中究竟是重考证还是重论评也有过小范围的论争。平心而论，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当然可以使用；对考证和论评应以何者为重，其实也不必硬性规定，然有一点却必须明确：考证须有助于文本内容的研究，把曹雪芹的祖宗十八代拿出来考证肯定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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