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就有一批文人如王士祯、但明伦、冯镇峦等品评、赏鉴、著文研究，尔后代有学人探索，积淀起来，渐渐形成一门学问。早期的研究多以传统的评点方式体现出来。“五·四”提倡白话文学，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冷落了一段时间，但二十年代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却把它放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其它许多小说加以比较考察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十分精彩的论断，一下子就把对此书的研究提到了一新水平。三十年代，路大荒编《聊斋全集》，虽难称“全”却为以后的研究，作了资料方面的基础工作。到1962年，他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蒲松龄集》，收集了他编《聊斋全集》后发现的蒲松龄各种作品，并附有《蒲松龄年谱》，较为全面的蒲松龄研究资料终于问世，再加上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发现，张友鹤《聊斋志异》“三会本”、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等的出版，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的资料准备工作，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而其间，研究也逐步展开，出了一批论著，如杨仁恺的《聊斋原稿研究》、杨柳的《聊斋志异》研究等书。越过“文化大革命”十年，《聊斋志异》的研究终于与其它小说的研究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论文不说，光专著便有《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李厚基)、《聊斋艺术论》(雷群明)、《聊斋志异今谈》(双翼)、《短篇小说之王》(刘欣中)、《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袁世硕)、《聊斋论集》(王枝忠)、《聊斋创作心理研究》(王平)、《聊斋志异创作论》(马瑞芳)、《文言小说高峰期的回归——〈聊斋志异〉纵横研究》(唐富龄)、《聊斋艺术论》(马振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李灵年)等等。关于《聊斋志异》除了文本诠释、创作方法的见仁见智外，重大的分歧并不很多。对于作者，分歧一在蒲松龄的民族归属；一在他有无民族思想两个方面。前者有汉族、蒙古族、回族、女真族之说；后者则一些学者以为他有反清思想，而另一些学者则反对此说，认为他不仅不反清，且有为清王朝“补天”的思想；还有一些学者则持民本说。其实，明清易代之时，蒲松龄刚刚五岁，不可能了解这易代的性质，而其时他的家道也早已衰落，蒲松龄的父亲也并未受明王朝什么特殊的恩泽，科场的失利，倒可能滋生出某种怨望，也没有所谓的遗民心态，因此，在这一方面，也没有给蒲松龄留下多少影响。到蒲松龄懂事时，清王朝已经相当巩固了。蒲松龄实在并无什么反清的思想。民本说的观点更近乎实际。说他是少数民族，证据也还不足，蒲家的后代便竭力反对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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