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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咏物词的创作，都是以物为观照主体，力求能深切地“体物”、“状物”，达到“尽物之态”，“穷物之情”。但具体分析起来，由于侧重点不同，自然采取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以旁观的角度，侧重在写物、体物，其所偏重者为客观物体的再现，具有写实性、形象性，充分表现描摹物象方面的精细工巧。当然，词人在反映表现外在物象的形态、特质的同时，自然添进词人的主观情绪。另外一种则以表意为主，物象只是寄寓意兴的工具。如姜夔的《疏影》咏梅、《齐天乐》咏蟋蟀，王沂孙《齐天乐》咏蝉，其所描绘的外在物象，只是作为表现自己主观意念感情的象征。这类以意为主的咏物词，其发展的偏向，往往会造成意念大于形象，甚至造成外在物象的失真和变形的结果。 上述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份拘滞于外物，而另一种则太偏重于内在意念。理想的咏物词应当物我同一，身与物化，意境两融。如苏轼的《卜算子》咏孤鸿、贺铸的《芳心苦》咏荷、周邦彦《六丑》咏蔷薇、姜夔的《暗香》咏梅，都能使所咏之物既具有写实品格，又具有象征品格，成为既是物象本身、但又超越物象本身的双重性意象，做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就物象而言，这种描摹再现十分传神，而对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意念而言，则是巧妙的隐喻和表现，两者高度的融和叠合，从而产生回味无穷的魅力和效果。 两宋咏物词，由发展而日趋繁盛，其叙写描绘之技巧，称得上极词体之工；而借物咏怀抒情的词衍为大宗，则可谓极词体之变。与咏物的诗赋相比，咏物词更加灵活多样，它的合乐性质，长短句的体式，以及格律的弹性变化，都充分显示出它特有的长处。以长调咏物，既可发挥赋体的铺陈叙写之能，又能充分运用诗的比兴手法，从而使咏物和咏怀抒情紧密结合，不粘不脱，对宋以后的词坛产生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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