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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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粉饰太平给文坛上造成的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到了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徽、钦二宗被掳，北宋灭亡，宋廷南迁，终于一扫而空了。由女真族贵族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宋朝的国家和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也打破了文人墨客留连光景的迷梦。面对神州陆沉、山河破碎的严酷现实，许多作家逐渐清醒起来，词人们冲决了大晟乐府格律的束缚，诗人则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议论和风格，散文创作也摆脱了形成已久的文以载道的传统，自南宋初至宋宁宗嘉定和议，文坛上爱国诗词的创作，成了主要的倾向，文风随之一变。即以词而论，宋南渡初，岳飞、张元、张孝祥、李纲、胡铨等爱国志士便唱出了忧心恢复的爱国主义乐章，而叶梦得、朱敦儒等由北而南的文人儒士，也写出了不少关心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民，自幼勤习兵书，富有韬略，后加入抗金部队，英勇善战，自士卒而迅速成长为宋朝政治上、军事上的抗战派主要人物之一。宋高宗绍兴初年，由岳飞率领的部队曾大破金兵，收复了湖北、河南的许多地方，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之后，兵权被夺，不久竟遭谋害。岳飞的词作流传下来的极少，但仅存的两首《满江红》和《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却塑造出一位悲壮的抗金英雄的形象，尤其是《满江红·写怀》一首词，更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词中所抒发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外患频仍的历史时代里，曾起过难以估量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另两位在南宋初年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的爱国士人张元、张孝祥，也以自己的杰出的创作，在词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转变词风的作用。张元(1191—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又号真隐山人，永福(今属福建)人，著有《芦川归来集》和《芦川词》他生活于南渡前后，在北宋末年的词，清丽婉转，而南渡之后所作，则关心时事，发抒感慨，充满了慷慨悲愤之情，成为南宋爱国词创作的先导。其代表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以词作的形式，声援因上书请斩秦桧而被贬新州的胡铨，气象开阔，忠愤悲壮。他的另一首名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拭，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对当时已遭排斥的忠臣李纲，予以激励，同时也抒发了他自己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著有《于湖集》和《于湖词》。他也因力主抗金恢复而屡遭排斥，但他留给人们的许多爱国词作，却忠愤慷慨，发扬蹈厉，感人至深，传之久远。其词《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作于他任职建康留守时，针对绍兴和议以后，宋、金长期维持对峙局面、恢复困难重重的现实，抒发了无穷的悲慨。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本是宋朝的腹地，竟成了宋、金交兵的边境；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亦因战争而受到冲击和破坏；南北士民渴望恢复，日夜企盼，然朝廷却一意主和，南北使臣往来不绝，这一切怎能不使词人郁勃不平，“有泪如倾”呢?当时慷慨悲歌的爱国志士和名作还有很多，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赵鼎的《满江红》(惨结秋阴)、胡铨的《好事近》(富贵本无心)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渴盼恢复的爱国主义情操。受社会、政治急遽变化的形势影响而词风一变的作者还有叶梦得和朱敦儒。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乌程人，有《石林词》。他的词在北宋末多写个人闲情，靖康难后，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风貌都发生了变化，写下了不少抒发其爱国情志的好作品。如《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等，便反映了他关心现实和主张抗金的立场和态度。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有词集《樵歌》。在宋徽宗时本过着隐居的生活，靖康乱起，转徙流离，出而为官，所作词如《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临江仙》(直自凤凰城破后)等，寄慨家国兴亡，沉郁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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