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词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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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南宋词坛上，能够真正把自己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热切追求，把自己为实现恢复理想而毕生筞筞以求的全部历程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融入词的创作中，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士人，非辛弃疾莫属。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广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构成了辛词创作的主旋律和思想情感抒发的基调。他曾经在《满江红·暮春》、《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词作中，委婉深刻地反映了隆兴北伐、宋朝建炎初年遭受金兵侵掠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曾在《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等作品中，对自己南归前夕那段火热的军旅生活和生缚张安国、千里驰驱南归宋廷的壮举，不断地追忆和怀念，也曾在《青玉案·元夕》、《满江红》(倦客新丰)、《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词作中，反复地抒写其杂糅着身世感和孤独寂寞感的复杂矛盾的心绪，在《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等词篇中，借咏史怀古以抒发其内心的强烈的兴衰存亡感和悲剧意识，乃至在《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兰陵王》(恨之极)、《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等许多作品中，或借题发挥，或直抒胸臆，所抒发出的同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重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如顾随先生所指出的，在辛弃疾的内心深处，“总有一段悲哀种子在那里作祟”，“一部《稼轩长短句》，无论是说看花饮酒，或临水登山，无论是慷慨悲歌，或委婉细腻，也总是笼罩于此悲哀的阴影之中”(《稼轩词说》卷上)。这一段悲哀的种子，不是别的，正是上述这种责任感和忧患感。
辛弃疾之外，南宋文坛上受辛影响的其他的爱国志士和词作还有不少，如陈亮、刘过等人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陈亮(1143—1194)，宋婺州永康人，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是与辛弃疾志同道合的好友，在词的创作上是有互相影响的。陈亮与辛弃疾相唱和的《贺新郎》词以及《龙川词》中的其它作品，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念奴娇·登多景楼》、《满江红·怀韩子师尚书》等词作，无不表现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表现出雄奇刚健的词风。刘过(1154—1206)，吉州太和人，字玫之，号龙洲道人，有《龙洲集》，也是一位少有大志，以功业自许，博通古今，爱谈用兵利害的人物。他的词曾得到辛弃疾的赞赏，其所作《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等，抒写忧国之心，词风也与辛弃疾相近。辛弃疾之后至南宋末年，受辛弃疾影响而能于词中倾注爱国激情的，还有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等人。刘克庄(1187—1269)，福建莆田人，字潜夫，号后村居士，有《后村先生大全集》，自称其词作“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是大致符合事实的。他的词《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玉楼春·戏呈林节推乡兄》、《沁园春·梦方孚若》等，无论勉人还是自勉，都倾注了一种对家国的热爱与希望，风格豪迈奔放，与辛弃疾词相似。陈人杰(?—1243)，福建长乐人，字经国，号龟峰，他的词今存三十余首，全用《沁园春》一调，雄壮豪迈，写爱国之志，抒怀才不遇之愤，皆与词调声情相应。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有《须溪集》等，他生当宋末，许多词是宋亡以后所作，身受亡国之痛，词中也充满了亡国哀音和眷怀故国之思。如《兰陵王·丙子送春》、《沁园春·送春》、《柳梢青·春感》、《宝鼎现·春月》等，对故国沦亡的哀痛，实有难以用语言表达者。南宋末其他的辛派词人和遗民词人，像戴复古、吴潜、文天祥、邓剡、文及翁、陈德武等，都有一些抒发对南宋的依恋之情和亡国之痛的优秀之作，为南宋爱国主义词篇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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