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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江谓讥刺的对象是指开元二十四年奉命讨奚，契丹而轻敌致败的安禄山。文中引《资治通鉴》、《新唐书·张九龄传》、《张曲江文集》中《上张守珪书》、《上平卢将士书》。由以上记载，蔡义江云：“知禄山入朝，本恃勇骄蹇，以后有得玄宗宥赦，则高适诗‘天子非常赐颜色’，或于明皇亦有微词。”又云：“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色，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亦合。”甚至认为这是“有感于禄山重罪不诛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讽的。” 此后几年，唐诗研究者就高适《燕歌行》之本事及所感“征戍之事”，究竟针对什么而言，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陈伯海发表于《中文自学指导》1985年第6期的《高适〈燕歌行〉三题》，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他反对《燕歌行》为“刺张守珪而作”；对“刺安禄山作”之说也作了分析，认为“根据也很薄弱”。他说：“《燕歌行》中有‘身当恩遇常轻敌’一句，常被引为诗歌批评将帅轻敌致败的佐证，实属误解。细观上下文意，这里不是单指统帅，而是总写作战的将士。”又云：“轻敌显然不是轻敌冒进的意思，而是指藐视敌人，甘愿为报答国恩而奋战到底。”由此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一时一事。高适本人是一位胸有宏图、好谈王霸大略的诗人。开元十八、九年至二十二年间，他曾北上漫游蓟门，对边地生活和军事形势有亲身体验。这次再听到友人叙说前方所见所闻，自然会激起自己的种种回忆与感受，于是用诗歌的形式集中反映出来，就成了这首《燕歌行》。” 王步高的《高适的〈燕歌行〉》(见《爱国诗词鉴赏辞典》)也不同意“刺张守珪说”，认为这是一首爱国的颂歌。他说此诗为张守珪而作，似无疑问。但“所指应是开元二十四年深秋至次年二月再讨契丹之事。其间也融合了诗人六年前两次出蓟门的经验以及对张守珪出守幽燕后多次战绩的了解。”文中追溯了与奚、契丹战事的历史演变情况后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为虏所败以后，丞相张九龄曾起草诏令令张守珪“可秣马驯兵，候时而动，草衰木落，则其不远。近者所征万人，不日即令出发。大集之后，诸道齐驱，蕞尔凶徒，何足歼尽。”(张九龄《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这年深秋，张守珪发起讨奚、契丹的战争，直至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在捺禄山才大破敌军。张九龄又草诏谓张守珪曰：“一二年间，凶党尽诛，亦由卿指挥得所，动不失宜。”诗前小序谓“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客”所以出塞者，也当指这一次(或亦包括前几次)。于此诗稍后作的《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及《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二诗中更对张守珪的功绩作了极高的赞许，对其“末路遭谗毁”表示深切的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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