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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集》里收录了为数不多的几篇辞赋，如本篇及《闲情赋》、《感士不遇赋》，都是当时抒情小赋的上乘之作，足以表现陶氏卓异的文学才情。本篇从来被认为是陶氏辞赋的代表作。宋朝文豪欧阳修曾云：“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欧氏此处论文是以古文家的标准，未免偏颇，但从中我们可知，后人对此赋十分推崇。倘若比较诸赋特点：以辞采情感而论，《闲情赋》最为绮丽曲至；以针砭时弊而论，《感士不遇赋》最为尖锐深刻；而本篇则最能体现作者雅致的生活意趣和高逸的精神风貌。 赋前小序交代了作赋的背景：一是作者为何出仕，以及求得彭泽令的过程；二是为何要辞去官职隐居。作者出仕是因为生计所迫，所谓“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作官有公田之利，至少没有饥冻之虞。强调归隐的主要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渊明其实处于两难抉择的处境之下，作官固然能解决生计问题，但又与自己向往自然质朴生活，厌恶虚伪巧诈的本性相违背；过隐居生活固然能回避官场中的繁文缛节，但生计却又没保障。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作者毅然选择了辞官隐居。 辞赋正文从诗人辞官回家到躬耕生活的情趣，以及从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谛，结构主要以时间为序。诗人写回归途中，笔调轻盈，字里行间充溢着迷途知返的喜悦心情。他舟行奔波，日夜兼程，十分急切地离开官场，回到自己萦萦牵系的故园。从这种急切的心情中，我们确实感受到诗人真的厌恶矫揉造作的官场作风，真的热爱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 诗人笔下的躬耕园田的家居生活，简朴自在，富有情趣和诗意，展示了一幅生动的隐士生活图景，雅致而意趣横生。辞赋中尽是闲居生活中的平凡琐事，而通过这些细事却表现了一位遗世独立，高尚不凡的隐士形象，诗人的自我形象栩栩如生，直有呼之欲出之感。可以这么说，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表现隐逸生活情趣的诗赋，以本篇最富情趣，是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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