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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乾道六年至八年，辛弃疾曾有近两年的时间在临安(今杭州)任职，此词即作于这一时期。临安虽是宋室南渡后的所谓临都，但不少人已是“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因而其繁华程度至孝宗时已并不亚于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如元宵节，全城张灯结彩，花团锦簇，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载，“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又载，元宵之夜，“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辛弃疾在词中用 大部分笔墨所描写的，正是上述这种元宵之节倾城冶游的盛况。然而，在极繁华、极热闹的描写之后，忽结以末数句，好似奇峰突起，勾勒出一位超凡脱俗、置身局外的人物。在万人空巷、倾城观灯之时，却有人自立于“灯火阑珊处”；在举世把杭州当汴州之时，仍有人愁思凝结，忧虑着那锦簇花团之外的世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词中前后所构成的强烈对比，极为成功地展示出词人“伤心人别有怀抱”，而这种怀抱不是别的，正是词人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深的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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