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战国策·楚四》，标题是据《古文观止》另加的。

    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攻楚，拔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楚割汉水之北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之地给秦。庄辛谏说襄王励精图治，但襄王不听。次年起，楚相继失去鄢、郢、巫郡等，于是庄辛又谏说襄王。本文即记述了这两次谏说，说明了放纵作乐、忘乎所以而不顾国政必将灭亡的道理。

    庄辛两次进谏的旨意相同，但方式不同。第一次以危言耸听的预见出之，言简意赅；第二次以层出不穷的讽喻道之，步步进逼。文章的重点显然在后者，故其文占全文三分之二强，它充分体现了《战国策》的艺术风貌及谋臣讽喻之技巧。

    庄辛首先征引道理显豁的俗语，从时间方面说明楚王立即补过还来得及，以树立其复国的信心；接着征引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条件方面说明其复国完全有可能，以振作其图强的精神；然后由小及大、由物及人，反复陈说，层层推进，从蜻蛉、黄雀、黄鹄说到蔡圣侯，然后直逼楚襄王，将淫逸致祸的道理说得淋漓尽致，从而使楚襄王的忧患意识陡增而色变身颤。如果说此段开头的引述俗语、援据史实是在开辟其悔过自新、振作图强的活路，则后边的系列寓言与前车之鉴就是在堵住其继续淫逸、不顾国政的死路。如此前引后截，使楚王翻然悔悟而唯命是从，于此足见利用俗语、史实、寓言、故事来讽喻是一种谋臣惯用而又卓有成效的手段。至于其纵横恣肆的雄辩气势、生动流畅的语言风格，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了。